黄诚

1928年他14岁时，考入邻县永清存实中学；1930年秋，转学北平第四中学，为初中三年级插班生。黄诚怀着“读书救国”的热诚愿望，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立志将来以自己所学知识报效国家。  

1931年，黄诚与清华大学救国会成员合影

1931年，黄诚与清华大学救国会成员合影锚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诚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一样，积极投入了救亡运动，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呼吁民众奋起抗日，多次受到学校当局的警告。

1932年暑假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学校开除。他高中还没有读完，就被迫离开了中学。但这年秋天，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1933年初，他同魏东明等同学一起组织了“荒火社”读书会，一块阅读进步书刊，探讨救国道路，并提出：“宣传民众为当今救国之要务”。2月间，又与吴承明等同学合力开办了“北洋大学工友补习学校”，向校中职工及其子弟传授文化知识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这期间，黄诚还参加了世界语学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并经常以“煌煌”、“成成”等笔名，给校刊《北洋周刊》撰稿，抨击时弊，宣传爱国。他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年级级会主席，并代表本年级参加全校级代表联席会，成为一位颇受众望的学生领袖。

1933年冬，学校当局宣布取消学生的书籍、仪器补贴费，引起学生们的公愤。学生级代表联席会根据同学们的要求，宣布罢课，并委派黄诚等人作为代表与学校当局交涉，要求收回成命。哪知学校当局不仅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求，反而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将学生代表开除学籍，黄诚又被迫离开了北洋工学院。

接连的打击，并没有削弱他的爱国斗志和远大抱负。离开北洋工学院后，他一面坚持爱国活动，一面抓紧学业的复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1934年9月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黄诚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了清华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当时，在清华学生中既有认真读书等优良传统，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气，“托尸”便是其中的一种。每当新生进校，老同学为给新同学来个“下马威”，对不顺眼的小弟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来架起向空中抛举，或劈头盖脸浇冷水，甚而举起扔入校河中。一向见义勇为、正直无畏的黄诚，对此等不平事，怎能容忍?他义愤填膺，便同姚克广（姚依林）、杨学诚、吴承明等新同学一起组织起来，贴出《反托尸宣言》，并对这种有辱人格的恶作剧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师生们的支持。从此，“托尸”陋习在清华园销声匿迹了。经过反“托尸”斗争，黄诚等在新老同学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新同学中的一位活跃人物。

1934年底，经周小舟介绍，黄诚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清华学生还有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及黄诚的同级同学姚依林、吴承明、杨学诚等人。后来他又参加了世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半公开的爱国进步团体。从此，黄诚同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并经常得到党组织的教育与指导，对抗日救亡的认识不断提高，行动也愈加坚决了。

1935年春，黄诚又同杨德基(杨述)等同学一起组织了“东方既白社”，编辑出版《东方既白》杂志，向广大青年宣传爱国主义，介绍辩证唯物论和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该杂志极受青年学生的喜爱。

1935年6月，《何梅协定》出笼后，整个华北处在“国亡无日”的惊恐之中，广大学生都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这年9月24日，清华学生自治会举行代表会议，会上黄诚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会主席，后来又改任救国会主席，挑起了领导同学们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重担。

1938年春，黄诚到了新四军，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同陈毅将军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便调到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他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无时无刻不求上进”。1940年，他在写给其姐夫的信中说：“在此除工作外，努力读书，加强学习，为上下互勉之急务。弟虽迟钝，亦感到在此进步甚大”，“此地如一学校，如入家庭，朋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又说：“弟今已许身于从事之事业，愧未能侍奉慈亲晚景。但除此外，实亦毫无牵挂也。” [1] 

在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中，黄诚不幸被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他和所有的革命战士一样，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有一次敌人在审问他时，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省”、“自新”。黄诚立即愤怒地高声驳斥道：“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你们一再用‘叛乱’的罪名诬蔑我们，根本不符合事实，究竟是谁在叛乱呢?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破坏抗战，我们为了顾全抗日救国大局，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无比悲愤。请问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只问得敌人目瞪口呆。黄诚继之理直气壮地斥问道：“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

黄诚自从入党以来，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在上饶集中营里，他曾设法托人带出来一张字迹模糊的信，上面写道：“几年来，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假如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人复何怨。”黄诚为了革命，为了救我中华，视死如归，不久从容就义，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