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１８９８年－１９８１年）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忠实践行以民为本、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典范。张鼎丞有一句名言：“我愿做一个长工，永远为人民服务。”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他在思想上尊重人民、感情上贴近劳苦大众、工作上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把当人民满意的“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堪称老一辈领导干部中的典范。在今天，缅怀、学习和传承张鼎丞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感悟张鼎丞同志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定人民至上理念，在思想上尊重工农群众，把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要当做自己的政治追求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鼎丞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进步书籍，树立起了人民至上的远大抱负。1929年新春，他在丰稔碓石庵壁上感慨万分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四面云山皆在眼，万家灯火最关心；漫将十万工农血，洗尽腥膻祖国尘。”这首诗中的“万家灯火”指的就是工农劳苦大众。这首诗抒发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满腔情怀和献身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张鼎丞阅读进步书刊后，从心里接受了党的政治主张。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憎恨国民党新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对劳苦大众的压迫剥削。大革命时期，他提出“反对收租逼债”“反对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等口号，利用县城墟天，组织几千名农民、学生到县衙请愿，要求政府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和取消无理摊派。1928年6月，张鼎丞领导和发动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暴动过后，他们迅速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经过调查研究后起草的《土地法》等一系列法令，首创“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的分田经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新生的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就完成了溪南区13个乡2万多亩土地的分配工作，满足了溪南区2万多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民众发自内心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张鼎丞第一次感受到为民请命、为民谋利的喜悦。这一分田经验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的充分肯定，在增加了“抽肥补瘦”这一条之后，又推广到闽西各苏区县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施，为各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鼎丞在闽西地区开创了历史先河，打破了几千年来土地集中在地主、土豪等少数人手里的传统，广大劳苦大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张鼎丞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真挚的。1946年3月，张鼎丞在华东地区工农青妇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永远做人民群众最好的勤务员》的讲话：“我愿做一个长工，永远为人民服务，一直做到我的主人全体都过上好日子，不需要我做勤务员的时候，我才不做，如果我的主人那时还不能过好日子的话，则我做到我最后一口气为止，这是我的志愿。”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张鼎丞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追求和高尚情怀，也是他践行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真实写照。

1961年4月，张鼎丞回到家乡永定开展调查研究，他对随行的县社干部说：“解放都十多年了，群众还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我作为曾在福建工作过的人，深感内疚和不安，无颜见家乡父老。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和亲人，是我们党的生命源泉，人民的利益重于泰山!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忽左忽右，不能强迫命令……一定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彻底纠正以前的失误和偏差……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把百姓比作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把百姓的利益看作比泰山还重。他还深情地对县乡干部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样，这是头等大事，我们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谁要是忘记了这一条，就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关心群众疾苦，为人民谋幸福，是张鼎丞笃定的信念。

张鼎丞（右）与邓子恢、伍洪祥、魏金水在龙岩合影

坚持问政于民信条，工作上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把吸收群众智慧作为自己的根本工作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张鼎丞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力量的有关论述。1929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解放永定县城后，张鼎丞向毛泽东汇报了永定革命形势的情况，重点汇报了“永定暴动”后溪南区采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的土地改革分田办法。毛泽东问张鼎丞：“你分的田有肥有瘦，怎么办？是不是加上一条‘抽肥补瘦’更为合理？”张鼎丞听了点头称是。他觉得毛泽东所说的话有调查、有分析、有思考，许多看法都是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张鼎丞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对闽西土地改革、武装斗争的看法，他觉得毛泽东的许多看法，符合闽西实际，符合群众主张。同年8月，毛泽东第二次到永定，张鼎丞又陪同毛泽东在永定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根据张鼎丞回忆，毛泽东经常会弓下身子问询一些贫苦农户：“你当前最渴望得到什么？红军应该做些什么？苏维埃政府应该怎么做？”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和调查研究的方法深深影响着张鼎丞，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已深深根植于张鼎丞的脑海中。张鼎丞认为，毛泽东问政于民的风格在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从此以后，张鼎丞就坚定地跟着毛泽东思想走。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更成为张鼎丞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座右铭。

“农村工作要特别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才能把工作做好”，这是张鼎丞做党和政府工作的深切体会，也是对部属最为强调的一句话。张鼎丞被人尊称为“土地伯公”，他长期从事农村土地分配改革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认为农村工作错综复杂，特别是碰到群众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暂时拢不到一块时更为棘手，群众看到的是暂时的、眼前的利益，而领导必须顾全大局，着眼长远，这个时候就必须给群众“道摆明”“理讲透”，征询群众意见，探讨解决办法，而办法则从群众中来。1932年8月，闽西苏区根据中央指示开展“查田运动”。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否定过去的“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分田原则，按照劳动力和人口混合的标准分田，进而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不给富农出路的“左倾”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在闽西群众中反响较大，“查田成了查阶级”“扰乱了农村的阶级阵线”“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但中央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他征询县、区苏维埃干部和广大群众意见，采取巧妙抵制的办法，只布置不检查，表面应付，在实际工作中“只查阶级，不进行再分田”。结果，“使富裕中农稳定下来”，争取了大多数群众，闽西苏区经济和社会得以进一步稳定和繁荣。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求教于民，是张鼎丞所推崇的世界观。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西苏区出现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的现象，苏区各县的土豪劣绅、地主开始收回原来被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已经分配给劳苦大众的土地。张鼎丞眼看土地革命成果被掠夺，心急如焚，但面对强大敌人如何应对？张鼎丞主持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提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效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策略。他来往于各县乡村，采纳群众建议，颁布政令，凡是提出要收回土地的一律以反革命罪镇压，对已收回土地的地主进行重点打击。结果，很多地主土豪生怕被镇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效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张鼎丞是毛泽东的政治“粉丝”，毛泽东提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和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50年，张鼎丞主政福建，他在福州对省市干部作出训示：“我们要建设新福州市，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熟悉情况、掌握政策’的指示。”他强调，在建设新福建中，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剿匪反霸工作中，必须依靠群众智慧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张鼎丞虽然身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岗位，但是，接到家乡父老反映“‘五风’盛行，群众深受其害”的来信时心急如焚。中央会议刚结束，他就回到他长期战斗过的、魂牵梦绕的八闽大地。在考察农村的过程中，他常常有意避开县、区、社的层层接待，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在考察过程中，他亲眼看到农村经济凋敝，社员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感到十分震惊。他给华东局和中央写报告：“过去曾经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我的调查，主要原因还是刮‘五风’”。张鼎丞把当时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等灾难归结为大跃进中滋生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造成的，建议中央和省委及时开展整社整风运动。

948年2月，中共华东中央局确定五莲县为结束土改和整党工作实验县。实验县由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常委、

坚守裁判于民准则，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自己工作得失和对部属工作要求的根本标准

张鼎丞不仅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而且，把群众当成“裁判员”，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当作评判自己工作得失的一个标准。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仅仅同群众同甘共苦还不够，还要看工作效果如何，看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不满意，我们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继续努力；群众满意了，说明我们工作做对了。

1948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张鼎丞接受华东局的委派，率领工作团200余人到山东省五莲县进行生产救灾、整党和结束土改工作。张鼎丞刚到五莲的时候，也正是当地灾荒最严重的时候。很多群众以地瓜干拌野菜充饥，生活极端困难。张鼎丞提出全体干部都要和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努力战胜困难、度过饥荒。

群众拥护的事我们就做，群众反对的事我们就不做。1948年，按照华东局当时提出的“双管齐下”（即对领导采取自上而下，对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教育批评斗争）“对不纯干部还要进行斗争”的“左”的整党做法，引起基层群众思想动荡恐慌，有的干部甩手不干了，少数组织陷于瘫痪，给土改和整党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导致实验县一段时期内工作难以展开。张鼎丞深感问题严重，派出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驻村，收集群众意见。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张鼎丞在掌握大量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如何搞好生产救灾工作。由于张鼎丞及时按照群众意愿灵活调整政策，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大大改进，极大调动了山东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在人力物力方面有效地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山东也就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战略基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人民不惜倾家荡产支援革命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支前民工达1000多万人，征集、运送粮食11亿斤，抢救、运送伤员达20.4万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张鼎丞在五莲县的工作，群众极其满意。解放后，该县大茅庄的群众在村头树起一块镌刻着张鼎丞名字的石碑，以纪念张鼎丞率领华东局机关干部在此地的功绩。同张鼎丞一起参加工作的战友评价说：“实验县的直接领导张鼎丞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忠于党的事业，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不渝地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对实验工作的认可当作检验标准……，胜利地完成了结束土改任务。他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当年一同参加土改的战友从张鼎丞的群众观中得到很多有益启示。

1952年，张鼎丞在给侄儿张定安谈到裁判于民观点时得出结论：“看问题要看谁代表人民利益，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人民，不但消极抗日而且镇压人民抗日，违背人民的利益，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张鼎丞到莆田通用机器厂视察

坚持问需于民，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摆在首位，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福建作为台海地区，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期扶植起来的土匪还很猖獗，基层政权还控制在封建势力手里，经济萧条，百业待兴，民生凋零，失业严重。全省各地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建设好福建？作为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委的张鼎丞来说，仍然是个严峻的考验。面对建设新福建的繁重历史使命，工作千头万绪，张鼎丞同志向全省人民提出“剿匪反霸”“肃清残敌”等七项任务。他认为，要确保群众安居乐业，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土匪，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问题，给处在国防前线的福建乡亲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不断打击下，全省有4.2万土匪被消灭，镇压了3万多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至1951年3月全省各地土匪基本被肃清。为了巩固剿匪成果，张鼎丞提出了“以剿匪支持土改，以土改根绝匪患”的工作策略和思路，将剿匪与土改相结合。既能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问题，又能解决群众对土地的最大关切。在剿匪的过程中土改也取得巨大成就，全省共没收和征收封建地主的土地930多万亩，分配给当时占全省农村总人口数62.8%的720多万贫农和其它劳动人民。张鼎丞在全国率先领导的福建土改运动的胜利完成，不仅使全省农民真正在经济上得到翻身，而且为福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张鼎丞对广大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1954年，张鼎丞回到永定，看到当年的革命群众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上，心情极为沉重。“我们永定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1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区还有不少，想起来就心痛啊！”回到北京后，他深感自己对家乡发展生产、关心群众不够而自责，便对女儿张路宁说起家乡的事，教育女儿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为家乡、为人民多做贡献。

1958年秋收时节，张鼎丞又一次回到闽西。他看到田头收割稻子的尽是老人和小孩，大人都被抽去大炼钢铁了，而金灿灿的谷穗因过熟而倒伏，谷粒在田里发芽时，他心痛得不得了。第二天他亲自带领工作组下田帮群众收割稻子。休息时，他对赶来一起帮群众收割稻子的干部们说：“你们明年吃不吃饭啊？季节不等人，谷子烂在田里，怎么对得起群众呢？”、“我们干部天天喊为人民服务，却不关心群众生活，还损害群众利益，能算人民公仆吗？人民公仆，就应该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既是对干部的教育诫勉，也是对自己的提醒警示。

“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而绝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1964年，张鼎丞家乡永定县政府根据群众建议，打算对解放前被国民党清乡时烧毁的张鼎丞故居进行重建，作为永定一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但是，在征求他的意见时，张鼎丞立马就想到群众。他这样回复永定县政府的领导：“现在，农村情况虽然比以往有很大改善，但很多地方还没有脱离贫穷，大多数人住房还是拥挤的、简陋的。如果重建我过去的住房，那将会是什么影响？如果一个人当了官，政府就替他建房子，那群众会怎么想？群众会说，你这个新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没两样。”从此以后，当地政府再也不提为张鼎丞重建故居的事了。张鼎丞就是这样，他常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样，是头等大事。”他把为民解忧、为群众解决关切，当作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张鼎丞所秉持的人民至上的理念，是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的典范，他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行动实践，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作者：赖立钦 单位系中共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