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本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附中，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初期，随这支远程轰炸部队袭击日军。1943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取道印度，绕道卡拉奇“就地待命”。1945年春准予驾机回国。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巧妙地摆脱地面控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 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起义。周恩来总理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1946年9月2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其办公室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1946年9月，他赴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为副校长。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26日，正当国民党政府不顾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致愿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刘善本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惨遭迫害、不幸逝世。我们这些曾在刘善本起义后的不同时期与之共过事的人，深深怀念这位好同志。

刘善本同志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35年，刘善本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的爱国将士，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也曾奋起为民族做出过壮烈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八大队在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后，便再也没有飞向抗日前线。

刘善本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刚正。1932年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部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学校进步组织和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毕业时，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在“航空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考入航空学校。同年夏到南京小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入伍生营”学习陆军知识。一年后，转入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在那里完成了初级飞行训练。1937年3月，又转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总校（1938年7月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中级班进行中级飞行训练。1938年底，毕业于该校轰炸科，后在成都空军轰炸总队、第六大队和第八大队任准尉、少尉、中尉飞行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刘善本所在的轰炸机部队被撤到河西走廊、兰州一线，没能飞上抗日前线。他团结一些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钻研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等待着抗日报国的机会。 [1] 

刘善本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和密友李鑫淼等曾打算去找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探寻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团结一部分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技术，等待为抗战效力的机会。

1943年初，刘善本作为副驾驶兼领航，参加青海大河坝、玉树、昌都的航线试飞。在大队长蔡锡昌因高空缺氧昏厥情况下，刘善本临危不惧，沉着驾机安全飞回，为在高原玉树建立第一个航空基地立下功劳。同年秋，他和二十四个空勤机组人员被送往美国学习，先后在4所航校和基地进行B—24型轰炸机飞行训练。他曾对领航计算尺提出改革意见，获圣地安娜航校奖励。 1945年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刘善本驾驶一批美国制造的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飞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时，被指令“就地待命”。眼看着与日本侵略军最后拼搏的机会没有了，他非常失望苦闷。

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壮怀激烈，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献上自己的满腔热血，但他又一次地失望了——在卡拉奇，他们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多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被准予回国。6个月后，国民党当局才准予他们回国。他目睹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蓄意制造内战的现实，对国民党当局完全失望了，思索着如何对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来，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所关心的，并不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要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刘善本等人回国后便被派去赶运军火。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们一心只想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竟然连湖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三百万人流离失所都置之不顾了。

早在美国学习和在卡拉奇“待命”期间，刘善本就曾私下阅读过英文版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他又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在该书中的第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曾引导他思考过许多问题。他亲眼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刘善本彻底惊醒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不能沉默了！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军事援蒋，挑起中国内战。第二天，在南京发生了十万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民主建国，却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叫做“下关惨案”。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出于对全国人民正义愿望的支持和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抗议，就在这一天，刘善本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巧妙地摆脱了地面控制，在同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同志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安全飞抵延安，完成了“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高潮”（朱德总司令语）的伟大义举。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空军被称为“天之骄子”，飞行员的生活是很优裕的。刘善本又素以学习成绩优异、飞行技术超群而负盛名，在一般人眼里，他更是“仕途”坦荡，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中令人羡慕的佼佼者。然而，刘善本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宁肯同当时还处于弱小一方的解放区军民一道，钻山沟、住窑洞，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延安，刘善本及其机组人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临欢迎大会，接见机组人员，朱总司令还把他们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那时的解放区还不可能像我们今天对待驾机起义的同志那样，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连延安商界联合赠送给刘善本等人的那份“厚礼”，也不过只是“香烟一条、饼干五包”而已。然而，刘善本却为自己能生活在人民之中而感到了真正的满足。8月14日，他以“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表达了他决心同党和人民一道战胜困难、迎接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刘善本的起义，发生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远不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了。正如当时一位诗人所写的：“这是一声响亮的信号”，它宣告“人民不朽，正义不朽，在黎明的号角里，一切魔怪都要退掉！”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也促使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之心的广大官兵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单是刘善本原先所在的第八航空大队，从1948年到1954年的七年间，就有杨培光、俞渤、谭汉洲、谢派芬、阎磊、刘焕统、徐骏英、张雨农、毛履武、唐宛体等十数人先后驾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时隔三十多年后，一位1948年驾机起义的同志。回忆往事，仍十分动情地指出：“刘善本同志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景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他引导了我们不少的爱国志士飞向人民的怀抱，走上了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2] 

1946年9月底，他受总部委派，赴东北参与创建解放区第一所航空学校，于1947年2月到达黑龙江地区密山县东安镇，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又经常有敌机来袭扰。刘善本吃苦在前，主动作起义人员和教职员的思想工作。亲自兼任教官，既讲航空理论又教实际操作。教学设备缺乏，没有教材，他设计出计算尺模型，编写了《领航学》、《仪表学》等教材。还设计制作了测风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航校、航空部队还广泛应用。在航校工作期间，不仅担负繁重的管理、教学任务，而且经常执行紧急的飞行任务。

1947年8月，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完成了空运地图的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8年冬，锦州前线缴获一架C—46型运输机，飞机破损严重，他为在航校增设C—46型飞机训练，冒着生命危险，驾驶这架飞机飞回航校。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善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10月1日，在举行开国大典时，刘善本驾驶C—46型飞机作为空中分队的领队长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

1950年6月，速成班学员毕业，他率领这些学员组建华东空军第四混成旅，任副旅长。

1951年11月，以第四混成旅第12团为基础，扩编为航空兵第10师，刘善本任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航空兵师长率部参战，曾组织过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等战法。

刘善本具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战坚毅果断，为人豪爽热情，遇事严谨求实。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空军少将军衔。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曾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他驾机领航，接受检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他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对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获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2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