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希均：精忠魂“老报人”

顾希均，原名顾怀诚，笔名希今、兮今。1921年2月出生于贵州省炉山县(今凯里市)旁海区凯棠乡一个苗族贫农家里。顾希均7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受到老师夸奖。14岁入黄平中学读初中，1933年转入铜仁国立三中师范部就读。

铜仁三中的师生大部分来自沦陷区，身受国难家仇之痛，抗日热情比较高。师生中有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抗日救亡活动活跃，民主进步空气比较浓厚。顾希均入校后，表现进步，加之又是少数民族的贫苦子弟，因此进步同学董国平(即董琤)介绍他参加学生中的进步组织“读书会”，后被选为该校师范部读书会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顾希均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并为读书会主办的壁报写稿，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后因顾希均投稿给《全民抗战》揭发学校当局的丑恶行为，引起学校的不满和反动派的注意，被迫离开铜仁国立三中。

1939年9月，顾希均转入湖南衡阳国立十一中简师部读书，认识了同班的进步同学米长庚，经过多次交谈，两人成了好友。同年底，经米长庚介绍，顾希均认识了同学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雷震寰，并参加了该校师范部的“读书会”，他常以“希金”为笔名向湖南邵阳《力报》副刊投稿，并与该报采访部主任、主笔冯英子通信，冯当时认为顾希均文章写得较好，又是一个倾向进步的苗族青年，因此，约他到邵阳《力报》担任记者。

顾希均到邵阳《力报》工作不久，1940年春天，该报揭发大汉奸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签订《汪精卫平治协定》，同时揭发所谓“广西模范省”的内幕，因此，同年5月13日，第9战区司令部以“内部复杂，言论荒谬”为由，通知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了邵阳《力报》，报社的3个主要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顾希均离开邵阳，转到湖南衡阳《力报》社工作。

1941年1月，顾希均的老同学、好朋友米长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在邵阳。米长庚在被审讯中得知特务曾检查过他与顾希均的通信，就在狱中设法给顾希均写信，通知他“警报来了，赶快躲开”。顾希均即离开衡阳，秘密转入川东，不久回到贵州。

1942年，顾希均回到家乡，旋又去广西桂林，因未谋到职业而再返贵州，曾先后在雷山设置局、台江县政府、镇远专署、省府训练委员会等机构中工作，并从中进行了一些进步活动。1944年日军进攻黔南时，顾希均曾面约他的老朋友孙鸿涛以雷山为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并计划组织苗族抗日自救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顾希均在贵阳参加梁聚五等筹办的“民生盐号”工作，年底，原铜仁三中的老同学董琤从重庆来贵阳看望他，互道阔别之后，顾希均向董琤介绍了准备在黔东南雷公山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意图，并拟建立电台，以便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董琤回重庆后，1946年春，介绍黄世琮来贵阳与顾希均认识。7月份，他们两人决定:黄世琮回老家盘县去争取中、上层人士，发动群众，抓枪杆子，配合拟议中的雷公山武装起义。

1946年至1947年6月，顾希均在贵阳《大刚报》任职，负责资料工作兼编国际新闻，因在同事中发表进步言论，并要《大刚报》按月发放工资，被该报的特务分子唆使几个坏人打了一顿，顾希均愤而离开《大刚报》,1947年6月下旬到贵阳《力报》担任总编辑。

贵阳《力报》是抗战时期从湖南衡阳迁来贵阳的一家私营报纸。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负责人返湘，将该报出版权卖给贵州巨商刘熙乙接办，在顾希均未去《力报》担任总编辑以前，该报适应国民党所谓“戡乱”政策的需要，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反人民的社论和文章，没有人看，卖不出去，业务萧条。即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杨森拨款扶持，仍一蹶不振，行将倒闭。顾希均到该报任总编辑后，确定了“半面向左转，向前一步走”的办报方针。1947年8月以后，贵阳《力报》发表战局综合评论，报道刘、邓解放大军南下消息。8月21日以《战场七月如流火》为题，综合论述7月份的战局，阐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这篇文章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9月6日，该报又刊登了《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局情形))的评论，指出刘伯承的南下大军正分三路向前推进，“陈毅部仍控制了鲁西大部分地区。苏北官家堡、盐城大战之后，国军六百多人伤亡，五千多人失踪”。这些报道与当时在贵阳的官办报纸《中央日报》、《革命日报》、《大刚报》以及所有的黄色小报大相径庭，揭露了国民党中央宣传的虚伪性，让贵阳人民了解了一些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贵州当局于1947年9月9日上午(即国民党所定的“记者节”)，当顾希均从报馆回到家中(当时他尚住棉花街杜家祠堂《大刚报》宿舍内)，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刚出门来就被埋伏在附近的特务抓走。同时被捕的还有住在《力报》内的编辑洪之贵等。报社被捣毁封闭。

顾希均被捕后，关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单人牢房，窗子用黑布遮掩，日夜亮着红色电灯，以此伤害他的眼睛。1948年夏，转押到鸭子塘监狱，这所监狱是由原来的“陈孝子祠堂”隔修而成，有3个大监房和一个黑监房，外面挂的牌子是“贵州保安司令部战时青年招待所”，由5个宪兵和3条狼狗守着总监门。顾希均在狱中受尽折磨，经常带着脚镣，但他斗争意志还是那样坚强。犯人每餐两小碗饭，半杯米汤，没有菜，有时饭分完后还差两碗，大家轮流挨饿。轮到顾希均挨饿时，他就取出用黄泥巴捏制的象棋来下，借以“充饥”。严冬季节，寒风刺骨，牢房里结了冰，顾希均仍坚持“破冰洗脸”。

顾希均在牢中，注意对年轻难友进行气节教育;青年政治犯王永年每天被管牢的特务叫出去打扫院落，多给一碗饭吃，顾希均怕他上当，通过王永年的老师陈福桐向他做工作，希望王永年不要上当受骗。王永年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说:请大家放心，我不会为一碗饭出卖灵魂。后来王永年与顾希均一同在1949年的“双十一”惨案中死于敌人的屠刀下。

顾希均由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虽身居狱中，仍常向难友们讲“新闻学”，并从国民党的报纸材料上给难友们分析时局的发展。当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开始时，顾希均判断:不管傅作义将来是起义还是被彻底打垮，平津一解放，解放军就要大踏步南下，全国解放已成定局。顾希均的议论，鼓舞了难友们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1948年秋末，国民党特务对顾希均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给他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条是称刘伯承为将军，为共产党张目;另一条是用希均为名，是希望平均社会财富，是共产主义思想。

1949年，贵阳即将解放，顾希均满怀胜利的豪情写了一封信，托出狱的难友带给他的妻子梁绍福。信中说:“现在已经是黎明前，天快亮了，我们将在胜利的阳光下，带着我们的东儿，在河滨公园南明河畔欢乐散步，过多么幸福的生活!”但不幸的是，1949年11月11日，顾希均和其他烈士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马家坡(纪念塔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