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崑

回忆老红军袁崑二三事

 

1984年6月4日，袁崑在大渡口区东风村住处守楼护院

 

袁 崑  生于1915年，江西于都人，1930年2月在江西于都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5次反“围剿”战役。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任红五军团13师37团机枪连排长。1936年任藏民独立师1团2连指导员。1937年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2连指导员，参加平型关战役。1938年3月参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历任陇东军分区独立五营军需官，军分区副官兼指导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大队政委，八路军385旅5团6连指导员，冀东军区十二军分区抚昌支队政委，军分区政治处党总支书记，军分区教导大队政委。1948年任唐山市警备司令部卫生处政委。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教导2师4团政委，后转为第二野战军进军重庆。1979年8月任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12月任大渡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5月离职休养。2000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2009年7月17日在重庆逝世，享年93岁。

 

立志从军上战场

 

1915年10月，袁崑出生于江西于都的一个穷苦家庭。少时上过2年私塾，给地主家当过苦工，还学做篾匠，每天走乡串户谋生活。

 

1929年冬，红军来到江西黄龙地区，这支队伍为老百姓打扫院坝，劈柴担水。他们还打土豪，分田地，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受到红军队伍的感召，1930年2月，14岁的袁崑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一位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小时因九月出生叫袁九月，上私塾时先生起名叫袁国漳，当红军了，我得自己取个名字，我的志向要像波涛一样远大，就叫袁志涛”，又问他为什么参军，他响亮地回答：“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为了不受压迫剥削，有吃有穿有事做！”

 

这个穷苦孩子的第一个人生宣言，后来也成为了他终生恪守和践行的承诺。

 

就这样，袁崑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不久，部队转移，根据地群众十里相送，热泪纷飞。母亲为袁崑扶正军帽，淌着泪却笑得踏实：“跟红军走，好好干！”

 

在新兵训练中，袁崑表现很优秀，受到班长的表扬，班长常常对大家说：“你们打背包，背挎包水壶，扎腰带，都要像袁志涛这样。”袁崑从通讯员、通讯班长慢慢成长为排长、连长指导员、团政委，先后参加过5次反“围剿”战役，全程走完长征，历经平型关、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可谓出生入死。

 

一生功勋一身伤

 

在第1次反“围剿”中，袁崑只身送信，完成任务返回途中，被炮弹炸伤了腿。第4次反“围剿”，他赤膊上阵，同敌人拼刺刀，左手被刺穿。

 

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负伤，带给了袁崑人生中最大的磨砺和考验。当时，部队向西康进发，在攻打天泉县城的战斗中，他左大腿被子弹击穿。由于战事紧急，军委决定立即翻越夹金山。可翻雪山不能带重伤员，组织只好将袁崑安放在夹金山下的陈大爷家里，留给他一瓶碘酒和一卷纱布。那时的袁崑才19岁，突然被撂在一个除了大山里的风声传不进任何消息的地方。大部队走后，袁崑心里十分焦急，他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将伤治好，尽快找到部队！为了给伤口消炎，他用手指堵住伤口洞眼的下方，往里面直灌碘酒，然后，用竹签塞进纱布，穿过伤口，带出里面的脓血。虽然疼得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但他始终牙关紧咬，不让自己哼出一声。陈大爷既震撼又心疼，每天上山采草药为他敷伤口。4个多月后，他站起来了。10月的一天，陈大爷从宝兴城赶场回来，兴奋地说：“红军回来了！”第二天天没亮，袁崑便一瘸一拐地踏上了寻找大部队的路！

 

找到红军后，他跟随部队一起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海拔5000米，终年积雪，就是常人翻越也不容易，袁崑虽然带着腿伤，但他没落下半步。部队首长说：“你的意志坚强，是好样的！”

 

漫漫征途，袁崑还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红军三十七团渡金沙江前，到达会理城外。这时的会理城已被兄弟部队包围，正在城墙内安置炸药，当晚将进行爆破。这天上午，袁崑同战友去观察攻打会理城的情况，竟在攻城的队伍里看见了自己的同胞弟弟袁国泉，兄弟相遇，双双抱头痛哭，泣不成声。随后，弟弟告诉他：“晚上要执行爆破城墙任务，我们连是突击队！”袁崑万万没想到，这仅仅几分钟的见面竟成永诀！

 

晚上攻城，突击连部分战士没能从城墙下走出来，袁国泉就是其中一个。袁崑心痛欲绝，对着城墙哭了一夜。但次日晨，部队开拔时，他腰板挺直，脚步坚毅，没人看出他隐藏的悲伤。

 

1934年2月，袁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旗下宣誓：“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成了他始终坚守的信念。1942年，袁崑结束抗日军政学习后，被留在陕甘宁军区政治部工作，但他要求回前线打仗。首长一番耐心说服教育后，他有了一个终生再未改变的深刻认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的挑选，并把组织交给的每件事做好！

 

此后，袁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认识。那一年，他被编入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五团六连，任连队指导员。留守工作异常辛苦，敌军来犯，上阵打仗；敌军不来，开荒种地。几年下来，六连的防守、生产、学习等任务都完成得十分优秀，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犯，救国公粮年年超额上交，被评为“模范连队”。

 

在不同环境下的磨练更加坚定了袁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党的忠贞和对人民的热爱至始至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大渡口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袁崑传》

 

长寿为民立功劳

 

1965年，袁崑在长寿县分管卫生工作，当时全国正在防控麻风病，他亲临第一线，进山入户做宣传，并将自己微薄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资助麻风病人、慰问前线的医生。后来，他分管知青工作。当党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他率先把自己的孩子送下乡，按政策本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但他仍然要求最小的儿子也下乡，小儿子说：“政策允许我可以不去。”他说：“但党号召你去！”

 

5个儿女全部下乡，身边一个不留。长寿的知青多达数千，他早已把所有的知青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每到一处便深入知青中间，和他们一起做农活，给他们讲故事。一些属下怕他太辛苦劝他休息，他说：“这些孩子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国家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有责任带好他们！”知青也都喜欢他，他的家还成了知青们的“中转站”，来来去去都到他家歇个脚、吃顿饭。他对妻子说：“我们老了，裤腰带勒紧点没关系，娃娃长身体，不能怠慢！”他家的粮票总在月初就用完。

 

同许多老革命一样，文革时期，袁崑也没逃脱挨批的命运，跪煤渣跪瓦片他都不怕，但他最怕看儿女们失落的眼神。在不被批斗的空隙，他带着孩子们去帮农民种地，乐呵呵地对他们说：“你们相信爸爸，爸爸相信党！党一定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深入基层为群众

 

事实最终证明了袁崑的坚持。改革开放后，大渡口区成立人大常委会，袁崑就任第一届主任。他的协调能力强，上下班沿途以至休息时他就在街上转，往群众堆里扎，听取基层群众最广泛真实的声音。

 

那时的大渡口只有一条“钢花路”，被人戏称“七十一条街”（其实一条街）。区里群众、重钢工人，十几万人没有休闲处。听到群众的呼声后，袁崑向区委、区政府反映情况。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通过决议修建一个公园。此后，袁崑与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一起想办法，找资金。在公园的建设期间，袁崑离休不离岗，长期在建设工地视察、协调、督促。1990年，公园最终形成占地150亩的规模，成为今天大渡口人休闲最重要的场所。

 

近些年，大渡口变化大、发展快，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对福利要求也相应多了起来。一次，部分退休老同志为增加待遇，打算联名上书，袁崑却拒绝签字。他说：“该我们的，组织一分不会少！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把子女教育好，让他们一心一意推进改革。”

 

袁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他几个子女的工作，从未找人帮忙招呼，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放松。老三袁建中当兵退伍回来，袁崑竟让儿子去烧锅炉。袁建中无奈，只得自己在百货公司找了个开车的工作。后来袁建中当了计委主任，袁崑每次与儿子见面必问大渡口的发展，而又每每对儿子的回答不满意：“我不听你那些指标，你只说大渡口发展有好多，老百姓受益有好多！”

 

作为老红军、离休干部，区里准备按政策规定为他修幢住宅。设计图出来后，交他审定，他却把图纸收了起来，再没拿出来，而一直住在一间5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2000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他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而这位耄耋老人，常年只报几十元药费，生病都在社区诊所看病拿药。家人要他去医院，他说：“医院一去就成百上千，用国家的钱那么容易啊？”

 

国家便宜不能占。为此，他还向组织陈述了一段久远的“历史问题”。大渡口区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要补助100元钱。2008年，社区按政策和户口登记年龄开始给袁崑的妻子发补助。这天，他拄着拐杖来到社区，说：“我妻子没有80岁，她不是1927年的，而是1930年的。当时，组织介绍我们结婚，我觉得她比我小太多，后来上户口时，我就为她多报了3岁。所以，她没满80，不能拿社区的补助。”社区工作人员无不对这位可爱的老人肃然起敬。

 

袁崑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族黑暗动乱的战争年代，迎来了反抗、奋斗走向辉煌的热血岁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道路得到程度不同的启示。2009年7月17日16时46分，袁崑因肺部感染，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图片来源：大渡口区档案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