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高级将领：未来得及施展才华的季振同和黄中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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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下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战士把关押在麻田收容所的十几名政治犯提了出来。

押送的战士军容整齐，个个荷枪实弹，一副严肃的样子。而那些所谓的政治犯，个个蓬头垢面，几乎看不清面容。他们默默低下了头，磕磕绊绊地往梅子山深处进发。

当他们走到一个深深的大坑面前时，后面的一个战士喝令他们停下。接着，他们转过身来，站成一排。

未几，押送的战士也站成了一排，然后一同举起了枪，黑压压的枪口对着这群政治犯。这群政治犯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他们的眼睛里都涌出了泪水，然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哈哈大笑起来......

几十声枪响后，山林里再也听不见笑声了，随即可见的是一群被惊起的飞鸟四散而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本文的主人公季振同和黄中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蒙冤遇害的。那最后的泪水和笑声恐怕也是烈士们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和愤恨吧！

宁都起义领导人（左起）：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

时间回到1931年12月14日，这一天，整个宁都城都高度警惕了起来。第二十六路军爱国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派麾下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

下午6时，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在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当时只有代总指挥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没有参加。“宴会”开始后，赵博生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宣布起义，参加红军。

一时间，宁都城内枪声四起，各部按照预定计划行动，进展很顺利，仅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只身越墙逃走，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约1.7万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弃暗投明，队伍浩浩荡荡开赴苏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为了尽快将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中革军委在干部派送这一块下了很大一番功夫。

第二十六路军隶属西北军旧部，在西北军的军队文化里，对军校生极为排斥，更重视行伍出生者，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刀队就是西北军的一大特色。但是第二十六路军比较例外，队伍里的很多中高级军官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像黄中岳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因此，中革军委为了匹配同等的学历高度，也派出了一套相当“洋气”的阵容，也就是后来的肖劲光、左权、刘伯坚、何长工、黄火青等人，这些人都是有留洋经历的，其中左权、肖劲光还是军校毕业的高材生。

红五军团成立时编制如下（全军约1.7万人，下辖第13军、14军、15军）

总指挥：季振同

政治委员：肖劲光

副总指挥：董振堂

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参谋长：赵博生

第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何长工

第14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

第15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

肖劲光

在现有的影视剧里，对红五军团的描述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红一方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中，红五军团的光环略显暗淡。在红五军团的这几个主要领导人中，赵博生牺牲得最早，董振堂长征路上战功赫赫，打出了“铁流后卫”的威名，最后血洒西征路，而军团首任总指挥季振同和军长黄中岳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为人们熟知。今天笔者就简单地聊一下这两位“被遗忘”的将领。

季振同（1901~1934）

季振同出生于河北省沧县狼儿村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当时季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拥有粮田千亩，显赫一时。季振同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天资聪颖，深受长者的喜爱。

等他记事当家的时候，家业已经开始衰败，季振同不得不外出谋生。这时候，五四运动的高潮席卷了全国，季振同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他选择投笔从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从军校毕业后，季振同进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第16混成旅当兵。凭借强硬的军事素质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季振同屡立战功，从一个普通士兵逐级升至冯玉祥部卫队团团长，深受冯玉祥的器重和喜爱。

1927年，在冯玉祥的撮合下，季振同与冯玉祥的内侄女刘玉芝结婚，不久升任手枪旅旅长。这个手枪旅是冯玉祥麾下最精锐的部队，人员齐全，士兵每人配备马枪、短枪、大刀三大件，还装备了不少花机关，战斗力突出。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后，季振同之所以能够担任总指挥，也是跟他麾下的第74旅（原手枪旅改编）人员最齐全、装备最精良、战斗力突出有关。

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季振同的手枪旅及西北军残部归附蒋介石，于次年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下辖第25和第27两个师，季振同被任命为第25师74旅旅长，董振堂被任命为第25师73旅旅长。

第二十六路军因为隶属西北军旧部，所以不仅不被蒋介石重用和信任，更是处处受到排挤、压制。1931年2月，第二十六路军被强制调入江西围剿红军。

在江西，第二十六路军可谓是吃尽了苦头，不仅屡次败给红军，损兵折将，更兼大部分官兵是北方人，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加上供给和医疗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第二十六路军就有几千人患病死亡，官兵中民怨沸腾，厌战情绪极高。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第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彻底坐不住了，纷纷要求调转枪口，打回老家，北上抗日，这才有了后来的“宁都起义”。而在这次起义中，黄中岳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季振同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季振同，确保了起义的成功。

说起黄中岳，他跟季振同关系不一般，两人既是上下级关系，还是结盟兄弟，一向气味相投，因此，季振同一说要起义的事情，黄中岳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黄中岳（1904~1934）

黄中岳比季振同小三岁，季振同则一直称呼他为“中岳弟”。他是河南罗山人，乳名叫本初，学名叫培善，当进入信谊中学学习后，便把名字改为“黄中岳”。

五四运动后，黄中岳立志投军报国，他选择进入冯玉祥麾下第十六混成旅学兵营当兵。因为他为人憨厚、精明能干，所以深受冯玉祥的厚爱，不久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深造。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当时还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黄中岳听闻后，异常愤怒，第二天，便急匆匆赶回国内。

回国后，黄中岳历任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教官、手枪旅参谋长、手枪团团长、第十四师第一旅旅长。中原大战后，黄中岳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一团，隶属74旅旅长季振同麾下。

1931年12月14日，黄中岳随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领导了宁都起义。起义成功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黄中岳担任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

一下子从旧军队脱离加入到人民的怀抱，五军团的官兵们仿佛获得了新生。不过，要想彻底转变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也绝非易事。针对这一点，总指挥季振同和政委肖劲光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对部队开始了整编工作。在整编过程中,季振同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带头帮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改造工作。他曾对人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泽东；第二是相信刘伯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五军团很快由一支旧军队即转变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转型成功后的五军团很快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先后参加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季振同在这段时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彻底改变了季振同和黄中岳的命运。

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红五军团被分为三部分插到三个军团：

五军团第15军编入红一军团；第14军编入红三军团；第13军和原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中革军委这种拆散五军团的做法深深地刺伤了季振同的内心，作为一名长期在旧军队服役的高级军官，他跟其他人一样最怕队伍被打散或者被改编。如今，他从旧军队脱离加入红军，对党忠心耿耿，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却换来被人的不信任和小心提防，季振同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五军团中的很多军官也对此做法深表疑虑，特别是黄中岳，他跟季振同是生死兄弟，感情非常深，他不愿意离开季振同，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也不得不最终服从命令。

恰在这时，国民党开始派特务渗入五军团乘机策反，有的策反信通过某种途径送到季振同手里，他立即送交政委肖劲光，对党组织毫无隐瞒。期间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曾带着冯的亲笔信去见季振同，在经过中央同意后，季振同才答应与他见面，并将冯玉祥的信件交予肖劲光。虽然有中央的批准和政委肖劲光的监督，但是他的这些举动仍然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怀疑、监控。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季振同深感抑郁不得志，于是向肖劲光政委提出去苏联学习军事的要求。他对肖劲光说

：“请你放心，我季振同绝不会回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我已经做了红军的总指挥，现在又是党员，回去肯定是要杀头的。我也不会回到冯老总那里去，我只请求党能批准我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肖劲光将他的请求报告了中共中央,4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季振同出国深造。临行前，季振同将自己的战马和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他紧紧地握着肖劲光的手，说

：“等我回来，你还给我当政委。”

季振同离开部队后，董振堂接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

就在季振同等待中央批准其赴苏留学的前一段时间，还发生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告密者是原26路军潜伏党员王超。4月19日，漳州战役前一天，1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下午，经1军团保卫局严讯，刘供认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中央接报后决定秘密逮捕季、黄等人，先批准季振同离开苏区去厦门，在半路上实施逮捕。

一天上午，黄中岳、左权正在红15军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刚进行不久，突然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士兵闯了进来，封锁了会场。他们的军装上都佩戴着绿领章，这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

他们中一个领头的队长走到主席台，宣布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即：逮捕红15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

军政委左权愣了一下，他有些不解地问那位执行队长

：“你们为什么要抓黄军长啊？”

执行队长只是略带敷衍地回了一句

：“奉上级命令。”

然后就将黄中岳、肖世俊带离了会场。

三天以后，季振同来到了福建汀州的泰和祥货栈落脚，并准备从这里化装潜往香港。当晚，国家政治保卫局便衣队也来到了这里，随即宣布逮捕了季振同，并秘密押送回瑞金等候处理。

被捕的人员包括季振同、黄中岳在内的9人均被关押在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监狱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煎熬终于到了公审这一天。

1932年8月3日，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持的“季黄反革命案”公审大会，在叶坪中央大厅拉开序幕，法庭成员是：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原告代理人：李克农。

大会上，季振同、黄中岳被强加上了“投机分子、阴谋反叛、拖枪逃跑”等莫须有的罪名，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季振同的化名多也成为了他阴谋反叛的证据；而黄中岳只是因为多说了一些牢骚话，另外还吩咐人多做了一件便衣，这些看似正常的举动，居然也成为了他阴谋反叛、拖枪逃跑的证据。

最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８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执行。

随后，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的手上进行审批。毛泽东、项英一致认为判决过重，毕竟季、黄二人是宁都起义的有功之臣。

在毛泽东主席和项英副主席的努力下，通过决议案，改变了最终宣判。季振同、黄中岳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朱冠甫、张少宜、高达夫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数日后，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安排关押在瑞金九堡收容所。他们在收容所里一天天等待着，等待有一天能够被平反，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像老战友赵博生、董振堂一样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可是，他们却空有一身才华、踌躇满志，却无处施展。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到了1934年10月，季振同、黄中岳最终没有等来平反，而是在长征前夕遭到秘密处决。

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宁都起义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

1981年12月，在纪念宁都起义50周年时，中革军委对季振同、黄中岳的革命功绩进行了公正评价，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并授予烈士称号。此时，距季、黄二人被害整整过去了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