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东峰

尤太忠，河南省光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旅长、师长、军长等职。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晋上将军衔。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尤太忠将军的情景：将军站在会客厅里，就像一尊铁塔屹立着，一身深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脚蹬一双过了时的黑色白底布鞋，虽未着戎装，却依然威风凛凛，杀气逼人。

他的身后是这间会客厅里唯一的一件摆设：一只巨大的玳瑁标本。玳瑁是海龟类的一种，凶猛无比，南海渔民喜欢把它制成标本摆在家中镇妖避邪。将军从书房大步走进会客厅，我立正向他敬礼，和他握手。近距离地望着将军，立即感到他脸上有一股威，一股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的威，尤其是那张天生的“将军脸”——如同京剧中的武生脸谱。对尤太忠将军的敬畏，我一直没有解除过，虽然以后我多次与他接触，几成忘年交。

以后与尤太忠将军来往多了，慢慢地我胆子也大了些。但曾经有几次我扎扎实实地尝到了他威严的厉害。

一次是我到北京访问陈锡联将军回广州后。陈锡联是尤太忠的老上级，我到北京代尤太忠向他问候，他也很高兴地托我向尤太忠问好。在尤将军的会客室里，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把陈锡联的问候放给他听。将军把录音机贴在耳朵上认真地听着听着，突然脸色“晴转多云”，放下录音机指着我说：“你对陈司令说，杜义德到我这里坐了三个小时，哪有三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他说：“杜义德来时已经快十点了，走时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瞎胡说！”

将军当时一脸不高兴，幸亏将军夫人王雪晨及时出来打了圆场。

另一次是我采访尤太忠将军结束后，把我写的王近山将军的文章《猛将王近山》给他看。这篇稿子主要是根据尤太忠将军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登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出版的《世界军事》上。当时《世界军事》是才创刊不久的纯军事刊物，我带了几期送给将军。刚开始将军很认真地看文章，看完后，他又把其他几本拿出来翻了翻，脸上又一次“晴转阴”。因《世界军事》封面都是外国军人，将军扫了一眼，一脸不高兴：“怎么都是外国鬼子啊？乱弹琴！”

将军将几本杂志往书桌上一丢，连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

一

1992年11月16日下午，尤太忠将军在他的书房愉快地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访。我和将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橙黄色的书桌，左边是一张简陋的铁架床，床边是一排插满了军事书籍的书架。这种愉快的感觉，是我从他脸的下半部分读出来的，他的眉头仍然拧得紧紧的，而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不是在眼睛而是在嘴巴上显露的。那天我采访的话题是王近山。将军刚从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会议回来。那个首次破除党的领袖“终身制”的会议，决定了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也是将军心情格外好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电视剧《亮剑》的热播，男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的名字也响亮起来。而在十多年前，“王近山”是个被人遗忘在某个角落的名字。采访尤太忠之前，我曾向许多熟悉王近山的老人了解他的情况，大多是吞吞吐吐，不愿多谈，以一个“唉——”声长叹应对；有的一提到“王近山”的名字立即兴奋起来：“他能打啊！”接着一个“但是……”就不愿谈了；有的甚至警觉地问：“写谁不行，为什么要写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听说我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一年里我曾多次联系采访，均被他一口回绝）。他还破例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里单独谈。将军夫人王雪晨后来告诉我，将军一般都在宽大的会客厅接待来访者，很少在书房接待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他谈王近山打仗的事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谈到王近山建国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将军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却在和平岁月跌了一个大跟斗。建国后，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自己的结发夫人离婚。他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那一天，尤太忠将军向我讲了许多王近山将军打仗的故事。后来，我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人物素描《“疯子”王近山》，发表在1993年《世界军事》第3期上（发表时标题变为《猛将王近山》），应该说这是第一篇公开为王近山正名的文章。从尤太忠谈话的神情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这种敬重并没有因为王将军的落难而发生丝毫变化。岁月动乱，人事沉浮，没有使尤将军放弃对一个人的真正情感。

1969年7月，王近山复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在当时军界上层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他的复出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建议的，而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是促使王近山复出的幕后策划者。这是尤太忠将军不经意谈到的一个内幕。尤太忠虽是一员战将，但又有独特的政治嗅觉。王近山被处分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位老领导。

我的采访笔记详细记录了尤太忠将军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期间与许世友散步时的一段对话——

尤太忠：“王近山的问题处理得太重了。一个老红军当个农场场长，叫人家怎么过啊？”

许世友：“那就叫他回来！”

尤太忠：“许司令，王近山这一级干部回来，要中央同意啊！”

许世友：“你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我有什么办法？”

许世友：“你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许司令，现在不是要准备打仗吗？”

许世友:“哼。”……

正是尤太忠对许世友的提醒，带来了王近山将军复出的重要转机。

闻鼙鼓而思良将。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主动向毛泽东建议：“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王近山很能打，处理太重了，能不能让他出来带兵？”毛泽东问：“王近山我知道，你们哪个军区要啊？”许世友立即说：“我们要！”尤太忠说，这样又把另一位犯了错误的老中将周志坚也一起“解放”了。

1969年7月某日深夜一时，南京火车站。一对身穿褪色破军装的夫妇从郑州开来的硬座车厢里走出。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旅行袋；女的用手拉着个三岁的小孩，手上还拎着两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他们就是王近山一家。王近山夫妇一下火车，便对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王近山一家接风洗尘。

那是一幅令人酸楚又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在《猛将王近山》一稿中写的这一段，就是尤将军亲口对我说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王近山永生难忘的一幕。而当尤太忠向我叙述这件事时，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他说——

那天，我到南京开会，住ab大楼(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晚饭后散步，遇到军区司令部的管理局长，他原来是我们27军的干部。

我问他：“干啥？”

他说：“许司令指示接一个老首长。”

我问：“老首长叫什么？”

他说：“叫王近山。”

我马上就对他说：“几点钟到？我也去接。”

他说：“从郑州开到南京的火车，一点钟到？军长太晚了吧，明天你还要开会。”

我说：“你别管，我去接。”……

尤太忠告诉我，当时他很兴奋，立即给几位王近山的老部下打了电话，问他们去不去接站，但态度都不明朗，有的说你去我就去，有的问去接站好不好？将军骂道：“他X的，你们不敢去，我自个去！”对尤太忠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说，老领导落难时不敢说话，落难的老领导到你家门口不出迎，那还是不是人？

尤太忠将军接着说：“到了半夜，吴仕宏来了，肖永银也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接。看到老首长这个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指着他带的那些农产品说：“你带这些干啥？”他说：“自己种的，你们城里人吃不到啊！”

回到ab大楼，尤太忠立即叫管理局长炒了几个菜，给王近山夫妇吃。将军和夫人王雪晨一直陪伴左右。

我曾多次参加将军们的聚会，老将军们在一起的话题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是“某某人如何了”、“某某人应该如何，而不应该如何”、“某某人做得在理，而某某人太不像话”等。他们评判事物的准绳不一定是政治，而更多是出于人情和良知。

“一个跟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这样处理是太重了。‘文化大革命’冲击老干部就更不应该了。”将军讲到这里，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显出沉痛的表情，眉宇间的两条竖纹陷得更深，那条肉瘤更突出了。

二

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方知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我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

“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我在广州军区《战士报》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 下面摘录的是我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这么多年了，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他妈的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得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的也不多，就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箝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曾经对我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我们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叫《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文章送尤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表。６月１日，我收到了尤将军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　5/30

我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我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当我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我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枪毙它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将军并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话剧《北上》的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两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将军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对方说：“这是……指示啊！”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王雪晨回忆那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她说：他打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我担心极了，悄声说：“你这样说，非要丢官不可。”结果他对着电话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撤了我这个司令，我们也不演！”将军拍案，震动京华。据说此事在北京军界上层曾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元帅将军们议论纷纭，最后还是邓小平为他说了话，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还是在将军以后的经历中投下重重阴影。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我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北上》？尤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得简单而干脆：“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北上》电视，看了一半就把电视关了。”“总政要军区演《北上》，我专门把剧本要来看了三遍。”将军把右手掌握成拳头，然后伸出一个个指头，“一二三四”地数落道：“哪有那回事嘛？红四方面军30军9师师长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结果不让他北上，把他枪毙了。九师师长我熟得很，叫汪乃贵，住在武汉元宝山，前几年才去世。还说枪毙了两个团长，四方面军的团长我都认识嘛，哪有被枪毙的。”

“哪有那回事嘛！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下面的干部都犯错误嘛……”

显然，尤太忠将军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与艺术典型化的《北上》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简单的比照。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这种比照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他对红四方面军的胜败功过有着自己的事实标准，有着自己出生入死的亲身体验。他的沉默和抵制，是一种道德良知的坚持。

“不说了，不说了。”将军挥挥手，神情有点疲惫。我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三

“毛主席去世是一级战备，邓小平去世来了个三级战备。”尤太忠将军的眉头又拧了起来——两道竖起的条纹向中间夹紧，条形肉瘤更加突出了。

1997年２月23日上午，也就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四天，正在医院住院的尤太忠将军特地赶回家，接受我的第三次采访。这是将军落座后突然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我看到，将军在说这话时，抬起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右臂，以大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捏着双目之间的那条肉瘤。将军垂垂老矣，但高度警觉戒备和张弓搭箭的军人作风犹存。

这是尤太忠将军在战争年代的习惯动作。许多老同志告诉我，凡遇到紧急情况，尤司令就喜欢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眉头，捏来捏去，直到他考虑成熟。条形肉瘤就是将军在战争年代思考问题时不停地捏出来的。

他一边捏着眉头，一边说：“邓小平去世，是一件大事。我就要求出院了。”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政委时，尤太忠是其麾下一名旅长。谈起邓小平，尤太忠不但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感情。邓小平与尤太忠的“亲密接触”应该在解放战争期间。

1947年８月，刘邓大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千里跃进大别山。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抢占了汝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蒋军马上从东西南三面构成马蹄形攻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围住。

这时，东西两路部队和中路的一个纵队已先敌抢过汝河，继续南进。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野战军指挥部率一个纵队的兵力，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而紧跟在背后的蒋军三个师距离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曾经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在《记刘帅》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尤太忠将军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时，尤太忠手里只有两个团和旅直属队，总兵力七个多营……尤太忠带着四十七团进了大雷岗。他把一家老乡的破马房打通土墙，架上几根木头……作了他的临时指挥所。旅政委张国传在离他200公尺左右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分开，是准备牺牲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指挥。参谋长赖光勋，在汝河岸边指挥渡河。小雷岗方向，四十八团遇到敌人的顽抗，黑夜里展开了作战，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跑了。

天刚亮，刘、邓和李达突然出现在尤太忠面前。刘、邓首长来到最前线，使尤太忠很高兴，更使他非常着急。这里离敌人仅一两里地，是激战的中心。敌人的炮弹一阵阵地在周围爆炸，弹片横飞。尤太忠再三劝他们进掩体，他们不听。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附近，气浪把尤太忠的帽子冲飞了，尤太忠这才把他们强拉进指挥所。刘、邓命令他们坚守到晚上，等全部人马过完才能南撤。这时无论刘、邓说什么，尤太忠都回答是，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这个险地。他们问尤太忠还需要什么？尤太忠想了一下，要了萧旅后卫部队一个营……

我没想到尤太忠谈起那一仗，一开始竟是满腹怨气，一腔悲怆。

“那天晚上过汝河。上面命令重装备，野战炮啊、汽车啊，都要炸掉。炮营营长、教导员不干。我说，我负责，几门榴炮、野战炮、汽车、小吉普车，都炸掉。营长哭，叫我见到了，他们都哭，舍不得啊，打仗不就靠武器装备吗。我说，不炸，我枪毙你们。后来都炸掉了，连我坐的吉普车也炸掉了。炸装备的决心是邓小平下的。哎呀妈的，前面敌军把我们拦住了，后面几个师又追上来了。不轻装我们都完蛋！”

“本来我们旅已经在前面走了。突然杜义德政委命令我旅返回汝河打阻击。我一听就和杜政委吵。我说，鲁西南反敌围攻是我们旅，打定陶也是我们旅，打羊山集，还是我们旅，我们伤亡多大啊，还叫我们打阻击？杜政委对我说，这是刘师长和邓政委亲自指定的，我有什么办法啊！”

“听说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到了你们旅。”我向将军复述了李普的回忆。

“炮弹打过来，子弹打过来，飞机的炸弹也掉下来。”尤太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惊心动魄：“我叫他们进房子，他们不进，我对杜义德政委说，你赶快带他们走，不然的话，敌人打过来怎么办？他说往那儿走呀？我大声说，就走高粱地，麦子地，从高粱地麦子地踩出一条路来。”

炮火中，杜义德带着刘、邓等沿着尤太忠指的方向走了，突然刘伯承回转身，走到尤太忠跟前叮嘱：“太忠同志，太忠同志，集合的地点知道不知道？”尤太忠赶忙回答：“知道了。”

刘伯承这才放心地前行，约几步，又回过头来高声对尤太忠说：“彭店，彭店，不要忘了啊——”

“彭店，彭店”，几十年前刘伯承的叮嘱，一直回响在尤太忠的心头，也回响在采访现场。这声音，忧心忡忡；这声音，关切备至；这声音，是生离死别的嘱托也是死里还生的希冀。

刘、邓强渡汝河以后，冒雨走了一天。8月26日午夜两点多钟，到达淮河北岸。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而尤太忠这里，激战犹酣，胜败难分，生死莫测。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出来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顶上去。一个班到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就单独同敌人战斗。一场激战过去，阵地面前满是敌人尸体。下午，尤太忠从报话机里听到敌人喊叫：“攻不动，快来炮，共军凶得很！”敌军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全部完蛋了。下午，敌军又发起几次进攻，没占到什么便宜。

李普是新华社的“元老”记者，他的《记刘帅》一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革命回忆录”之一。从李普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刘邓大军过汝河时，尤太忠率部“护驾”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刘、邓对尤太忠在当时的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复出后，在谈到二野战史时曾两次提到：“尤太忠是一员战将，有功之臣。”

第二天天亮时分，胜利完成汝河阻击任务的尤太忠率部赶到了纵队宿营地彭店。将军回忆说，杜义德政委才起床，他看到我，关切地问：“你休息了没有？”我说：“才到。”他说：“你还没有休息啊！”我说：“休息什么啊！”这时邓政委走出屋子。杜义德对邓政委说：“太忠同志才到，还没有休息呢！”邓小平政委大步走过来，紧紧握着尤太忠的手，深情地打量着满身尘土的将军，激动地说：“你辛苦了！”

将军讲到这里又长叹了口气：“啊呀，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把中原局掩护过来了，把野司掩护过来了，把纵队掩护过来了，全部都掩护过来了，所有的彩号全部抬过来了。那天，困难得很啊！没办法啊，整整打了一天。我们旅伤亡了两千多人，牺牲的人挖了个坑，用毯子一卷，就埋了。”

尤太忠将军不无骄傲地对我说：“刘、邓在大别山主要靠6纵，他们跟我们住了一个礼拜。开始跟另一支部队，很被动。邓小平很生气，对我说，背时的（四川话“倒霉”——作者注），我不跟他们走了，我跟你们旅。李达参谋长也说，刘、邓首长不跟他们走，就跟你们在一起。”

如果说汝河之战，使邓小平对尤太忠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在随尤太忠旅的行动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更为深厚的情谊。邓小平对尤太忠是十分信任和欣赏的。

在刘邓大军中，刘伯承是忠厚长者，邓小平则是严肃的政委。尤太忠说：“在我们二野有一句话，叫做‘刘司令的战术，邓政委的决心’。邓政委的风格是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他下的决心一般不会改变，因此许多人对他有点怕。这不是吹牛，有时我在他面前还可以说上几句话。”

据将军回忆，参谋长李达曾多次悄悄地交代尤太忠，向邓小平提一些建议。如有一次行军中，司令部侦察到前面有敌情时，李达告诉尤太忠，乘吃饭气氛轻松时，向首长建议指挥部暂时不要前进。尤太忠按照李达的意思对邓小平说：“邓政委，现在这里没有什么情况，指挥部暂时不要走吧。”尤太忠说：“我一说，他们也就同意了。”

“邓政委在商城白雀园向我们旅连以上干部讲了话，主要讲形势和纪律。”尤太忠说：这次讲话也是我向邓政委建议的。部队到大别山后，我向邓政委反映了许多北方兵把水田里的水放掉去捉鱼的事。邓政委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水田里的水放掉，老乡怎么种稻秧？”

四

就是这天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1973年2月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3年之久的邓小平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和李达、苏振华三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看望了小平同志。

一个人的经历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偶然的事情，但在偶然事情中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这个人的品德。尤太忠是在去301医院看望李达时，得知小平回京消息的。当时他和李达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达：“你知道不知道邓政委回来了？”尤太忠：“我不知道。”

李达：“你去看他不？”尤太忠：“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呀，怎么去看？”

李达：“你愿意不愿意去？”尤太忠：“当然愿意去，多少年没见面了。”

李达：“那你去坐我的车，或者坐苏振华的车。”尤太忠：“我就坐你的车。”

李达问尤太忠愿意不愿意去，说明去看小平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小平只是回北京，他的政治命运如何谁都不清楚。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尤太忠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何况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职务。据说，当时有一位和尤太忠相同职务的军区领导，邓小平专门托话给他，仍不敢前往看望。但尤太忠就是尤太忠，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犹豫。

将军接着说，小平住在西山的一个院子里。值班守门的正好我认识，原来是27军一个参谋，调到那儿当连长。他看到我来，给我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去了。我进去后，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啊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李达、苏振华、尤太忠看望他们的老政委邓小平时，谈了些什么，将军没有说，但他谈的一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

尤太忠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烟，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历史大多是在无意间写成的，人的品德往往也是在无意间流露的。看到小平同志当时的境况，尤太忠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西山返回时，他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

尤太忠急乎乎地问：“有没有好烟？”老部下答：“有，中华。”当时中华烟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将军说：“给我买几条。”

老部下瞪大眼睛望着他，问：“你买那么好的烟谁吃？”将军说：“送人。”

将军买了5条烟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门开了，小平同志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将军说，“给你拿几条好烟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

烟雾缭绕中，尤太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过足了第一口烟瘾的邓小平感激地望着这位老部下，就像当年望着汝河激战中的将军一样。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