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线电报务员第一人张沈川的传奇人生

朱立辉 陈慈南

2016年03月07日08: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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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沈川

张沈川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中共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他亲手编制了中共第一本无线电通信密码，参与创建中共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和举办中共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写下了充满挑战、惊险和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之一。

被周恩来考察选调学习无线电报务

1900年4月2日，张沈川在湖南省慈利县出生。幼年读私塾，后进入渔浦高等小学，1911年考入澧县文学专修科，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长沙发生六一惨案时，他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1923年，张沈川到北京参加补习，准备报考大学，结识了因相同原因来到北京的湖南同乡罗荣桓。

1924年6月，私立青岛大学预科在北京招生，张沈川、罗荣桓、彭明晶报了名，考试发榜出来后，三人都被录取。8月，他们离开北京到青岛，成为私立青岛大学第一届学生。在学校里，他们发起组织了“三民实业社”，生产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用品，以此来抵制日货。

1925年5月，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胶澳督办调集3000多名日本兵包围纱厂，开枪打死工人8人，打伤17人，轻伤者无数，史称青岛惨案。青岛惨案发生后，私立青岛大学带头成立了声援日商纱厂罢工运动的学生联合会，张沈川被推选为学联主席。为镇压青岛学生的活动，军阀张宗昌从济南赶到青岛，逮捕青岛大学参与声援工人活动的学生，张沈川、罗荣桓、彭明晶受到通缉，潜逃到山东的高密、即墨一带农村躲避了一段时间。

1926年6月，从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张沈川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社”（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毛泽东等人校对讲稿。10月，张沈川离校参加北伐，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宣传干事，随国民政府从广州前往武汉，在转移途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军人部随迁到武汉后撤销，张沈川被派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先遣队文书股长。7月上旬，张沈川在武汉专门看望了补考后插班进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的罗荣桓。张沈川告诉罗荣桓，他很快要到江西去参加南昌起义。罗荣桓告诉张沈川，他很快也要去鄂南搞农民运动。7月下旬，张沈川随北伐军总政治部先遣队从九江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走，他追至吉安仍没有赶上。北伐军总政治部先遣队队长、国民党特务刘百川知道张沈川的身份后发出通缉令，张沈川只好辗转于11月回到老家湖南慈利。

1928年初，应中共党员佘惠（佘爱生）等人控制的慈利县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邀请，张沈川出任宣传委员，后又到澧县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任宣传科长。因进行中共地下秘密活动被通缉，张沈川被迫前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担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住在法租界拉都路一个理发店的楼上。

1928年上半年，法租界支部党员钱壮飞，向张沈川汇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官办的专帮外国人收发国际电报的营业机构，而且还是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正在筹办的特务机关。张沈川将此情况向李强作了汇报，李强又报告给了顾顺章。顾顺章随后要张沈川带李强到钱壮飞的家里认识考察钱壮飞。后来，顾顺章通知李强将钱壮飞介绍给陈赓。此后，周恩来将钱壮飞调入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特别党支部，李克农任书记，与陈赓单线联系。

1928年下半年，上海法商电车3000多名工人大罢工，白色恐怖弥漫。张沈川时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街道支部书记，他奉区委书记李富春命令，组织了一支特别宣传队，支援法商电车工人罢工。这次斗争以胜利告终，法商电车工人所提要求，都已达到。

11月28日，沉浸在罢工胜利兴奋之中的张沈川接到李富春通知，要他当晚到公共租界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化名伍豪）要约他谈话。

晚上张沈川到后，周恩来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明天起，你就归黎明同志领导！”并指了指在旁边的顾顺章。第二天，顾顺章即派李强找到张沈川，将张沈川调入中央特科通讯科。

在上海学习成为党的第一名报务员

11月底，张沈川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并到实地查看，看到学校的牌子和国民党第六军司令部的牌子挂在一起，有卫兵站岗。张沈川就用“张燕铭”的化名去报考被录取，成为了上海无线电学校第一期50名学员中的一名。

1929年5月，张沈川结业进入第六军司令部大院里的电台室实习，和一个姓杨的技工住在一起，跟他学会了换装天线、给蓄电池换蒸馏水和组装电子管收音机等技术。在电台见习收发电报时，张沈川不仅把第六军电台经常使用的密码背记下来，而且还在深夜一人值班时将他们的两本军用密码表全部抄了下来，交给党组织。

7月，张沈川离开第六军电台，在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李强安排从留法勤工俭学回来的贺果（贺培真）与张沈川同住，还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李强绘制好收发报机的线路图后，带领张沈川、贺果一同制作了一部功率约为50瓦的发报机和一部3灯收报机。这样，我党第一部地下电台便建立起来了。

9月，周恩来约张沈川谈话，说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柏等同志准备在广西组织起义，组织上准备派张沈川去广西，主要是接管广西柳州国民党第四军的电台。第二天，周恩来又通知张沈川不去了，原因是中央决定尽快在上海建立特科地下电台，报务员人手不够，张沈川不能离开。之后，张沈川和李强采取分散秘密居住、登门单独试教的办法，给黄尚英、喻杰生、王子纲等人秘密培训机务和报务技术。

参与组建中央特科秘密无线电通讯

1929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台址。根据中央安排，北京女师大学生、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的蒲秋潮与张沈川假扮夫妻“住机关”。

中央特科正式建台后，周恩来即指示李强带电台和人员到香港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

到香港后，李强把密码本交给了中共南方局的王梦兰，将电台安装好，试通了一段时间后，于1930年1月初，就正式加密通报，实现了上海党中央与远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这次无线电通信联络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通讯革命”。沪港首次通报成功时，在上海的张沈川和蒲秋潮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还把第一次通报的报底收起来留作纪念，后来由于张沈川被捕，这份报底丢失了。

在上海，张沈川不仅白天担负着秘密培训报务员的工作，而且晚上还要进行地下电台的通报任务，工作十分忙碌。地下电台的发射天线需要隐蔽不能架高，张沈川只能将天线从窗户拉到房檐边用瓦片压住。由于上海市内电压不够稳定，影响发报功率，张沈川就试用大功率变压器稳定电压，并与香港的黄尚英约定，在四周邻居熟睡的后半夜通报，以免影响老百姓的用电和被警察发觉。

1930年1月的一个夜晚，小偷光顾了张沈川和蒲秋潮的“家”，将张沈川的棉袍、毛衣和长衫装偷走了。当时，张沈川并没有睡熟，听到急促的呼吸声，隐约看见一个大汉，但是考虑到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张沈川既不能惊动邻舍，也不能报案，以免暴露秘密电台。天冷了，张沈川只好穿着蒲秋潮的毛衣凑合过冬。1935年5月，为了安全起见，中央特科将福康里9号的电台转移到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一街32号，继续与中共南方局香港台通报。

在上海与香港电台沟通后，周恩来又指示李强，要尽快组织电台和人员，到中共汉口长江局和天津北方局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

1930年八九月间，由于与香港台的往来电报比较多，加之上海的天气很热，张沈川每天深夜工作后，没有热水洗澡，就用自来水冲凉。不久，就得了伤寒病，长时间高烧不退。一天深夜，由于通报时间过长，张沈川的脸色煞白，浑身软弱无力，还说胡话，后来竟不省人事。由于病重，张沈川一连40多天卧床不起。期间，周恩来指示聂荣臻、陈赓看望张沈川，他们又找医生了解病情。后来，医生和中央特科采取了许多办法进行救治，张沈川终于逃过了一劫。

1930年12月，在无线电培训班讲课时，张沈川与其他学员一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受到残酷折磨和威胁引诱，但他毫不动摇，始终未暴露身份，并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展开英勇机智的斗争。

利用特殊身份坚持特殊斗争

1936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南京监狱的张沈川、方仲如、任机等一批共产党员，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张沈川根据党的指示回慈利开展党的工作，并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取得联系。经同乡举荐，张沈川到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常德）专员兼保安司令王育瑛的专署供职。1937年1月，专署搬至慈利，王育瑛兼任慈利县长。1937年3月，张沈川任慈（利）石（门）筑路委员会主任。6月，到慈利中学教书。

七七事变后，张沈川从在常德的任机和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徐特立那里获取各种抗战消息，利用慈利中学每个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会，宣讲抗战的形势。

1937年10月，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张沈川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始筹备“慈利抗敌流动剧团”。他先后向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以及常德、石门等地的宣传单位索取宣传抗日战争的剧本和歌曲等20多本（包括自编剧本），准备了钢琴、二胡等乐器，借来道具服装，自制布景，挑选慈利中学积极分子30多人为演员进行演出。他们演出的节目精练短小，如《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保山城》《反正》《花子拾金》等，深受群众欢迎。寒假后，剧团出发下乡，先沿溇水而上，经东岳观、杉木桥、象耳桥、九溪到江垭。春节前，又溯澧水而上，在柳林铺、岩泊渡、宜冲桥、溪口等乡村演出。在慈利抗敌流动剧团的影响下，溪口镇、广福桥乡先后成立了溪口抗日流动剧团、广福桥抗日宣传队。

1938年2月，张沈川任慈利县教育局代理局长，以合法身份在慈利开展革命工作。他积极向王育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使王育瑛思想倾向进步，并为共产党及慈利民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1938年，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后，张沈川介绍慈利中学毕业生于黎光、于蔚章、杨帆等奔赴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同时，他将没有去延安的学生如黄成大、于阶武、皇楚阳、傅汉民等转移到苗儿峪小学教书，重新组织了一个“流动剧团”，宣传抗日。

张沈川在慈利的活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别关注，国民党密令缉拿。张沈川被迫于1939年9月转往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先后以国民党军官、公司经理等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

1946年8月，张沈川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隶属联合国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副主任。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与战友一起破坏国民党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进行反共内战的计划。

1947年初，胶东大地天寒地冻，解放军在山东与国民党部队正进行殊死战斗。一天夜晚，胶东军区派人来与张沈川密商要事，军区的人说，前方有紧急任务，需要借十轮大卡车。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借“行总烟台办事处”运送救济物资的十轮大卡车48辆（该处有车共56辆，留下8辆，用来维持正常运输，并以此掩人耳目），三四天后交还。此事一旦泄露，就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次日深夜，由储运部负责人张扬领队，调动48辆大卡车，于深夜到达烟台市外30里的车门镇。此时，“解总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王云九（后任青岛市市长）和胶东军区的同志早已迎候在那里了。与军区司机交接完毕，待张扬与驾驶员们乘另外开来的3辆车返回时，已是黎明。彻夜未眠的张沈川，紧握张扬的手，两人为完成一件紧迫而重要的支前任务会心地笑了。5天过后，车辆全部归来。张沈川利用善后救济总署的交通工具巧妙地运送大批物资，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8年8月，张沈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迫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乘船回到解放区。1949年，他到上海担任上海军管会轻工业处研究组组长。正当他决心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奋斗时，却因狱中的摧残和长年地下斗争而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被迫做大型改胸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坚持工作。

解放后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1952年到1960年10月，张沈川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副厅长、厅长、党委委员等职。1960年底，调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对同志负责的态度，不写假材料，不作伪证明，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粉碎“四人帮”后，他一获释，就积极为曾经和他一道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事早日平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为表示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赤诚，他将自己几年被扣发的万余元工资作为党费一次性全部交给党组织。

1980年6月，他调回北京，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国家安全部特约咨询委员。1981年离休后，张沈川继续为党、为社会做贡献。他不顾年迈体弱，自费四处发函，甚至亲自登门走访，搜集整理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其中《1929～1949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发展概况》一书是反映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工作的宝贵史料。

他时时处处想的是国家和人民，很少考虑自己，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不愿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自己订购的报刊杂志剪辑、分类，寄给家乡干部，常常亲自去书店购买或函购各类书籍献给家乡学校。直到逝世，他的书桌上还放着未寄出的数十本“思想品德课乡土教材”。他尤其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几十年来无数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中学乃至大学的学业。

1991年7月25日，张沈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