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

李超

2021年03月22日08:07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葛佩琦：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

　　1984年6月，葛佩琦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概括了葛佩琦的经历与性格。

　　葛佩琦的一生，舍生忘死、光明磊落。他多次受党的指派，不计个人安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襟怀坦荡，坚信真理，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爱国青年学运先锋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这是一个八口贫寒之家，父母膝下育有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仅靠三亩半地维持生活。葛佩琦自幼聪慧好学，放牛放猪之时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

　　1929年春节后，葛佩琦用一条小竹扁担挑起行李和书籍，背井离乡，考取了黄县崇实中学（现为龙口第一中学东校）。这所学校由基督教会兴办，校长是美国传教士浦其维。1930年5月，同学们发起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大会，但是活动中“向国旗鞠躬”的行动遭到校长的反对。全体同学爱国情绪高涨，坚决冲破阻挠，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校长翌日就宣布学校停止上课，予以解散。

　　葛佩琦并没有因此放弃求学，而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决定到更远的北平去读书。他拿着父亲东借西凑的15块钱，带着母亲做的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依旧用小扁担挑起行李和书籍，从龙口渡海北上。他站在破浪前行的轮船上，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心中油然升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豪情。

　　到了北平，葛佩琦举目无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经人介绍，在工厂的汽车房里当学徒，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1930年9月，葛佩琦在以前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祟实中学（现为北京第二十一中学）初中三年级。为了筹措学费和生活费，他到校长开办的羊奶场做送奶工。羊奶场负责给他交学费，每月另发工资3元。葛佩琦每天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将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8点钟进教室上课。下午4点下课后，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上晚自习。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刻苦求学，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此后两年，他或当家庭教师，或到中学教课，依旧勤工俭学，发奋苦读。

　　葛佩琦入学北京大学之初，埋头学习，很少过问政治。但他日益感到同学中洋溢着五四运动的精神，校园里弥漫着关注时局的浓厚氛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问题不绝于耳，国民党、共产党种种讨论此起彼伏。他在中学时就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渐渐对时政产生了兴趣。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则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两相对比，葛佩琦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葛佩琦感到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便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从此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

　　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葛佩琦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1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抓捕爱国学生。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的葛佩琦首当其冲，被抓进警察署“过堂”。面对强加给学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义愤填膺地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当对方要他跪下时，他怒斥道：“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几天之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经过这次狱中斗争，葛佩琦更加坚信，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指导平津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冒着凛冽的寒风，向民众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2月1日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葛佩琦成为民先队的第一批队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身学生运动。

　　3月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动”。6月初，学生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葛佩琦当选为21名委员之一。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2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副主席。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专程去听课，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葛佩琦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一批同学辗转前往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学会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二三十人，做了大量利于抗战的工作，例如组织战地救护队，从淞沪前线救回大批伤兵；组织宣传团，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或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游击驰骋豫东

　　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和战训班同学共100人抵达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

　　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葛佩琦谈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并表示有事时可以联系。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琦留在商丘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和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收复两座县城。

　　6月下旬，葛佩琦派人前往洛阳，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交入党申请。8月的一天晚上，葛佩琦正在洛阳出差，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运动以来，葛佩琦一直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刻终于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荣幸，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葛佩琦向刘子久汇报了工作，刘子久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交给彭雪枫。

　　1938年10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琦单独和彭雪枫见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要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告知有事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书案店，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琦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工作。彭雪枫对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此后，葛佩琦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冒险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春，他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2000余人反正。10月下旬，他又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又名王石坚）的领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搜集各种情报：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沦陷城镇，百般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住，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琦在豫东、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类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西安研究书店”，以此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深潜敌营虎穴建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赵耀斌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作准备。葛佩琦利用以前和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到达北平。9月底的北平，到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赵耀斌原本希望葛佩琦也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然后办一个报社或书店。但是葛佩琦并没有以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最后在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

　　1946年春节前，赵耀斌在信中用暗语对葛佩琦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坐飞机来到北平。这三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赵耀斌安排，准备和葛佩琦一同前往东北。

　　此时，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到了北平。他经过李年的介绍，会见了葛佩琦，并对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几天之后，余纪忠委任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就在葛佩琦动身去东北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这显然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葛佩琦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到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想到这些，葛佩琦已经无所畏惧。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

　　到沈阳后，葛佩琦和“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年、“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地下党员，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琦每次获得情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发报员发给赵耀斌。

　　葛佩琦在东北最初的职务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机密。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信息，均会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些情报，悉数经过葛佩琦之手，成功为我党所掌握。

　　1947年春，葛佩琦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向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了解部署情况，检查了新修的防御工事。他将这些情况，秘密报给我党地下组织。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迅速席卷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学生也计划在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严厉镇压的措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组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使用武力镇压学生的游行，葛佩琦等4人都参加了会议，坚决反对向学生开枪。会议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葛佩琦一经散会，立即秘密通知东北大学的3名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连夜逃脱追捕。

　　1947年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6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增援四平。葛佩琦时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在部队进至铁岭、昌图一带宿营时，他将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李年。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打下四平，只得退兵。葛佩琦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进指挥所向陈明仁表示慰问。陈明仁对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进攻目标。”葛佩琦闻言故意说道：“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

　　临危不惧坚持斗争

　　1947年8月，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重新编组，原保安长官司令部撤销，职权业务并入东北行辕。葛佩琦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负责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

　　深入敌人营垒开展隐蔽斗争，即使有国民党少将的头衔作掩护，也随时会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葛佩琦经常提醒自己，伴敌人如伴虎狼！他为自己制定的行动守则是：要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47年9月底10月初，由于北平情报站的工作失误，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赵耀斌在西安被捕，葛佩琦与上级的单线联系中断。赵耀斌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情报组织也受到沉重打击。国民党特务系统弹冠相庆，吹嘘“搞垮了中共半壁江山”。

　　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也同时被捕，但此时葛佩琦并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发生的紧急事态。他暗自考虑，沈阳这个情报组织已经被破坏，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要不要立即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名单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营救同志而被逮捕。

　　“既入虎穴，何必怕虎？”葛佩琦经过多方打听，得到三位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他立即通知他们的家属送饭送衣，并全力设法营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往南京，营救工作遂告一段落。

　　值得庆幸的是，葛佩琦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但是他和赵耀斌的联络已经断绝，情报发不出去。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沈阳解放已成定局。在这一段时间里，葛佩琦虽然不能继续做情报工作，但还可以顶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头衔，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些有利于革命的其他工作。

　　1948年2月，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葛佩琦利用手中职权将他们保释出狱。当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失去生计时，葛佩琦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向一些大户募捐，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生产。在沈阳解放前夕，葛佩琦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会，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当局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葛佩琦坐上马车经过山海关前往北平，一路上看到红旗飘飘，想到革命的旗帜上有自己的一滴血汗，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