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

1932年初， 中央革命法庭对党的叛徒、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长王斌、上海市公安 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曹清澄等5人处以死刑。这个任务就落在中央特科"红队"成员李士英等同志身上。但李士英和战友们都不认识王斌、曹清澄，他们手上只有一张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合影。

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把照片上的王斌和曹清澄用红笔圈出来，让李士英把这两个叛徒的形貌特征熟记于胸，并想办法搞到王斌的住址，掌握了这个叛徒行动的规律。

李士英

1932年4月22日下午，王斌正准备乘坐人力车出门。埋伏在门外的李士英冲上前去，随着两声枪响，王斌应声倒在污血之中，当场毙命。李士英迅速跳上一辆出租车，迅速撤离了现场。

一个多月后的5月16日，李士英和行动组成员刘人奎、李泽才、袁立夫埋伏在斐德路和茄勒路口，等待着另一个叛徒曹清澄的出现。下午一点左右，刚从酒馆酒足饭饱出来的曹清澄刚一露面，李士英迅速拔出手枪，射出三发子弹，全部击中曹清澄的要害，这个叛徒 连哼也没哼一声，便倒地毙命。李士英等行动队员见任务完成，迅速分头撤离现场。

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耐金路相交的路口时，被闻讯而来的巡捕房截住，手里的枪也被 他们夺下，押至法国巡捕房。

敌人抓住李士英后，想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将中央特科一网打尽。他们对李士英严刑逼供，老虎凳、电刑、往手指里钉竹针，无所不用其极，但李士英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是 河南农民，来沪投亲无着，被一姓陶的上海人以三块银元的价格雇佣，手枪也是这个"陶姓上海人"提供的。自己并不知道这个陶某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由于敌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对李士英使用了各种手段，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李士英任凭敌人怎么折磨，就是咬定了受人雇佣，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两个月后，焦头烂额的敌人见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便将李士英移交法院。1933年1月，国民党法院一审判处李士英死刑，把他钉上20来斤重的镣铐后打入死牢。

李士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三分院受理此案后，对李士英口供里的"陶某"的行踪进行调查，得出了案发当天，"陶某"的确曾在案发附近的天然旅馆13号房间出现过，当时住在这个房间的，是一个姓俞的外地人。

法庭将天然旅馆的确服务生传到法庭服务生证实：确有一个姓俞的人在13号房间住过，但案发当天就退房离去，现在人已不知去向。这个证词和李士英的口供能够对得上，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使得最后敌人自己也怀疑：李士英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不用说，在李士英的案子中，中央特科和党组织为营救李士英，动足了脑筋。包括第三分院的书记员和天然旅馆的服务生，都被我们事先买通，组织上还请了上海的著名大律 师唐豪、史良、章士钊为李士英辩护。

1936年7月13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撤销对李士英的死刑一审判决，改判为无期 徒刑，剥夺公权终身。从1932年被捕到1936年"终审裁决",李士英在敌人牢房里整整度 过了4年又两个月。

1937年8月，李士英被押送至沪郊，给军队当民夫。此时抗日战争已爆发，日寇的飞 机成天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给上海人民带来了学生的灾难，但给李士英带来了很好的逃跑机会。

8月18日，敌机又来轰炸，李士英"改造"的现场一片混乱，李士英乘机跳出了敌人的魔 掌。获得自由后，李士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组织上鉴于他 在狱中的表现，安排他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狱中四年，李士英身上全是敌人留给他的累累伤痕，身体赢弱至极。当时去延安的道路也被敌人封锁，稍有不慎就可能再度落入魔爪。李士英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7年11月来了到延安。他是凭着对党无比的忠诚，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1939年9月，党派遣他赴苏联执行任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正在苏联工作的李士英受命返回祖国 ，投入抗日斗争。当他抵达 蒙古乌兰巴托，准备穿越中蒙边境回国时，中蒙边界已被日寇严密封锁，李士英只得绕道4000里，从茫茫的大戈壁无人地带步行回国。这时正值盛夏，戈壁滩被太阳晒得滚烫，

李士英与李天佑(1955年被授予上将)两人结伴，翻过了一道又一道沙丘。他们曾在沙 漠深处迷路，饱尝断水之苦；也曾在白天被烈日暴晒晕倒，数度面临死亡的边缘。

走了整整13天，他们终于走出了终于走出大戈壁，回到了祖。他们宁夏阿拉善旗找到了 党的秘密交通站，在交通站的安排下，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又越过敌人许多关卡，经历 了许多曲折，终于在 10月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在办事处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李士英和李天佑不畏艰险，穿越"死亡之海"的壮举也受到了党的表场。

回到延安后，李士英在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担任主要领导。他在这个岗位上，坚决贯彻 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央审干工作的方针，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工作极端负责。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对李士英严谨求实的工作赞扬说： "他头脑冷静、客观公正",当时不少遭怀疑、受审查的同志，经李士英甄别后，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同志绝 大多数成为解放后公安、情报战线的领导骨干。李士英保护、培养这一大批干部，功不可没。

由于李士英工作十分出色，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后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部 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副局长。1945年12月，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李士英被任命为华东社会部副部长，1948年7月又出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

1949年上海解放，李士英出任刚解放的上海首任公安局长。当时上海公安局有一部分留用 警员，这些人该怎么对待？李士英在上海公安局的第一次局务会议上，对全体警说："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公安局的干部员警，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新旧人员来划分。"

在他出任上海公安局长不久，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中被拒捕的盗匪开枪击中，因公殉职。上海市长陈毅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李士英亲自出席黄伟生的追悼大会，高 度赞扬黄伟生为人民牺牲的精神，并号召广大干警向他学习。

榆林分局的一名南下接管干部欧震，自恃有革命资本，利用手中的职权，对一名国民党军官的妻子敲诈勒索，并胁迫与之同居。此时上海刚解放不久，这起公安干警严重犯罪案件该如何处理，引起了上海人民的关注。李士英坚持革命原则，勇于维护党的利益，经报上海 市军管会批准，对欧震处以死刑，并在上海 《解放日报》公布了欧的罪行。

上海市公安局对正、反两个典型的处置，在公安局内部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共产党干部违法乱纪一样要受到惩罚，这非但不影响党的形象，还大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李士英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 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60年代后期，李士英被林 彪、江青集团诬陷，被非法关押了六年。江青在公然宣称包括 李士英在内的上海历任公安局长没有一个 好人，诬蔑李士英是"大叛徒"。李士英义 正言辞地回答说： "解放前我在上海专门打叛徒 ！"

对李士英的那段历史，康生很熟悉。但在林彪、江青集团诬陷李士英时，康生始终默不作声，甚至还随声附和。直到领导过中央特科的周总理亲自批示：李士英"没有问题，解除 监护" ，他们才不得不把李士英释放出来。

1978年2月，李士英出任重建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为新中国检察战线上的老领导， 李士英从事检察工作长达20 余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呕心沥血，为 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