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浩东

钟浩东，原名钟和鸣，191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庄，他祖籍是广东梅州大埔。钟浩东的父亲原名钟镇荣，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爱国知识分子，由于不满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压迫，在报户口时，出于一时气愤，改名叫“钟蕃薯”，以示自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地区地图像一条番薯，所以当地人常自称是“蕃薯仔”。钟镇荣改名叫钟蕃薯去报户口的消息传开来，许多老乡说名字改得妙；不少人学他样子，遂出现了许多台湾青年在报户口时，也称李蕃薯、陈蕃薯的……弄得日本人莫名其妙，反问他们：“怎么那么多蕃薯？”众人哈哈大笑。钟蕃薯一名遂传开去，人人都知道钟蕃薯的名字。钟镇荣在南台湾响应台湾北部蒋渭水的号召，在屏东一带组织台湾乡亲参加文化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钟浩东从小就受父亲爱国主义活动的影响，老跟在父亲身边听文化协会的演讲，小小的心灵播下了痛恨日本人歧视压迫中国人的思想种子。

钟浩东牺牲后，蒋碧玉也被捕并被押去绿岛服刑。钟、蒋两人返台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交由钟家抚养到蒋碧玉刑满回来后，母子三人才得以团聚。蒋碧玉承钟浩东生前的嘱咐，等到20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时来到广州，找当年东区服务队的老战友帮助查找丢失的儿子。我当时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负责人。我帮她去韶关一带凭已知线索寻找，在韶关市政府对台办的协助下，终于在一家姓肖的人家找到了钟浩东、蒋碧玉夫妻的长子，完成了钟浩东烈士就义前的嘱咐。这一对抗日爱国的革命伉俪，他们的人生真是一死一捕一线牵啊！

钟浩东在家乡盐埔读完公学（小学程度），由于成绩优秀，校长要介绍他去长治公学读高等科。虽叫高等，其实也就是高小而已。钟浩东不感兴趣，自己去考高雄中学，被录取。高雄中学大多是日本人子女，当地学生很少。钟浩东虽然考进去了，却常受到日本籍学生和日本籍教师的歧视和辱骂。钟浩东气愤得常与之辩论。钟浩东很聪明，虽不专心听课也能考出好成绩来。他开始偷看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的书籍，报刊。有一次被老师发现，不准他看，要没收他的书，钟浩东与之辩论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汉书？”日籍教师训斥他：“无礼！”骂着“靖国奴！”举鞭要抽打钟浩东。钟浩东拿起桌子上的书掷向日本籍教师，跑回家了。读高二时，他利用暑假跑去内地旅行，超过开学时间才返台，学校故意把他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改排在全班最后一名。钟浩东对高雄中学早已经心怀不满，未读满四年就用同等学历考进了台北高校。由于钟浩东用功过度，患了神经衰弱症，住进台北帝国大学医院治疗。结识了小他六岁的护士蒋碧玉（原名蒋蕴瑜），两人开始恋爱，蒋蕴瑜当时才16岁，是爱国志士蒋渭水的养女。由于受蒋渭水影响，年轻姑娘已经明辨是非，她同样不满日本人统治，故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很投合。

钟浩东读完台北高校后正值日本要在台湾征一批会讲广东话或客家话的台湾青年去广东充当日本军夫。钟浩东识破日本的侵略阴谋，为了躲避征召，约了蒋蕴瑜同去日本读书。钟浩东进了明治大学，蒋蕴瑜去读东京医学院。两人开始筹划如何投奔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钟浩东与蒋蕴瑜两年后离开日本返回台湾，准备结婚。钟返台后与蒋蕴瑜邀约台北高校时的好友肖道应及其妻子黄怡珍，以及钟的表哥李南峰常聚在一起学国语。黄怡珍是福州人，便当他们的老师，教他们说国语。他们还秘密讨论中日战争形势，阅读进步书籍，探讨反日活动的实践计划。五人决心赴祖国大陆去参加抗日战争，计划两条备选路线：一条由台湾经香港入广东，转广西抵重庆；另一条从台湾到上海，再从上海去重庆。他们为了筹集路费，冒险违法私买黄金，然后把黄金炼成金条塞入肛门带出境。他们把路途估计得太乐观，也天真地以为去重庆找蒋介石就能抗战。

1940年，钟浩东、蒋蕴瑜、李南峰三人从台湾到了上海沦陷区，等待肖道应携妻黄怡珍从台湾至香港到上海会合。可是肖道应在约期内未到，钟浩东在上海沦陷区从虹口买米卖给日本人的工厂赚了一笔钱，因未见肖道应来会合，怕路上出事，钟叫蒋、李两人按此办法做米的买卖生意，自己跑去香港探个究竟。结果钟浩东发现从香港进广东到重庆的路更好走，就叫蒋、李两人来香港。这时肖道应夫妇也赶到。五人胜利会合后很高兴，便从香港坐火车到广东惠州的淡水。因联想起台湾的淡水，便唱起了《淡水河之歌》来，五人又边走路边唱起日文进行曲，结果被惠阳地区的国民党边防军发现。原来这个地区是日军、国民党军和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三股势力交接的缓冲地带。国民党军人听他们唱日文歌曲，以为是日本人派潜来刺探敌情的间谍。尽管五人用国语再三说他们是从台湾来投奔祖国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人不信，把他们逮捕入狱。他们看附近的民房被日本飞机炸得七零八落，这才意识到形势错综复杂。但万万没有想到身为赤诚爱国的台湾青年却落得如此下场。国民党的惠阳指挥所军事法庭，经过审讯既查无任何证据又不相信口供，准备把他们枪毙掉。幸而军事法庭的一个指挥官陈连认为这样处理太轻率，告诉他所认识的“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丘赶来与五人谈话。丘曾听家父逢甲在谈吐里讲过台湾南部有个反日爱国志士叫钟蕃薯，北部有个蒋渭水，向当局证明此五位台湾青年非间谍，这才避过杀身之祸。后来他们被解往广西桂林，桂林战事告急，又折回广东韶关（广东战时的省会），五个台湾爱国青年被冤枉地在押解中辗转不停，吃的是难吃的糙米，睡的是稻草铺的地板，但他们并没有叫苦，甘愿接受磨难，使押解者解除了“日本间谍”的怀疑。

正好这时丘念台有事从惠东来省会韶关办事，又碰上这五个台湾青年，丘念台出于怜悯，主动向官方担保，并说服这五个人到他东区服务队工作。官方也想卸掉包袱，五人也表示同意，就被丘带回东区服务队来。当时东区服务队工作的地区范围是河源、紫金到惠东罗浮山一带的客家地区。对钟浩东、肖道应等客家人来说正派上用场，他们像回到自己的祖籍处一样感到亲切融洽。他们一方面参与前线的对敌军俘虏工作和救护工作，一方面又做当地民众的救亡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如鱼得水，既兴奋又忙碌。由于他们懂日语，所以做日俘的教育工作得心应手，搜集了许多有益的敌方情报。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当家做主，不被日本人管治而是管治日本人的民族骄傲。

1942年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中期的相持阶段。丘念台得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已从浙南进入福建闽西的龙岩，遂想去和李友邦联系，便带了钟浩东等人同去。钟浩东从此认识了李友邦，看到台湾义勇队的少年团很活泼可爱，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涨。钟还结识了李友邦的秘书潘超（中共地下党员），他从潘超那里学懂了过去不懂的革命道理。潘超告诉他回广东后注意和邻近的东江纵队搞好关系，不要摩擦，免消耗抗日力量。后来钟浩东回到东区服务队后，在队里也发现有与潘超持同样政见的同志。他当时不了解这些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但钟的思想已经开始“左”倾了，他逐步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与是非。

1943年，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开办了罗浮中学和持西补习学校，办校目的在于培养坚持抗战、忠于祖国的青年。钟浩东被委任为持西补习学校的负责人，他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1944年钟浩东、肖道应被秘密吸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1944年秋，丘念台派遣钟浩东、李南峰、徐森源、邓支龙四人潜入广州敌占区，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的台籍人员中去做军事工作。当时在广州的台籍人有数万人之多。钟浩东、李南峰以台籍人的身份在台籍人中秘密活动，徐、邓两人从旁策应。他们结识了在广州的台籍人陈招腾，通过交往，向他们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日寇失败已成定局，策动在广州的台籍人从事反日工作，陈招腾答应倒戈，参加抗日工作，提供日军情报。钟浩东在广州秘密活动了10多天后撤回惠州。

1945年初，日寇战败前垂死挣扎，侵扰惠东一带。东区服务队改名为广东工作团，地盘向河源、梅州方向迁移。钟浩东去龙岩的台湾义勇队总部领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第三分团”的身份证明作掩护，当路上的通行证，准备去参加东纵队伍。他们走到约定的接头地点石龙镇时，适逢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罗浮山，阻断了接头机会。钟浩东等人只好重新折回广东工作团。日本投降后，钟浩东等人就用“三青团台湾第三分团”的牌子在广州协助台胞返台，最后他们也重返光复后的台湾故乡。

这里有一个插曲需提及：钟浩东和蒋碧玉及肖道应与黄怡珍这两对夫妇，在东区服务队工作期间都各生了一个儿子。按当时的战地生活无法亲自抚养，不得不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抚养。

钟浩东返台后经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荐去当了基隆中学的校长。钟浩东同时在屏东家乡组织青年农民读书会，每周的周末，他都要从基隆搭火车赶回屏东去领导这个农村青年读书会的活动，给他们讲祖国大陆的政治形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更积极深入民众中去参加集会，惩办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支持台湾民众的抗暴斗争。1949年9月，钟浩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了一年。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钟浩东自首，钟浩东始终拒不低头认罪，最终无悔地走上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对妻子蒋碧玉没有交代别的，只说将来有机会去大陆时，把丢失的大儿子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