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莱

　　曾莱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牺牲时年仅32岁。在他的一生中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随后又领导了四川荣县、内江等地的农民运动，并为梁山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树立了重大的功勋。他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一）

　　曾莱原名曾永宗，化名蓝瑞卿，1899年11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双石乡夏家弯（现高山公社四大队三生产队）。其父名贯之，是清朝秀才，教过私塾，赴考举人时在华阳病故。家中只有田地三亩，后因过继给伯父为子，又分得田地十五亩。曾莱从小就勤奋好学，热爱劳动。他放学回家，就下地干活；半夜落雨，也要起床查看田坎的缺口；大年初一早上，照常提个鸳兜拣肥料。以后进入荣县中学读书时，每期入学、放假，他都是自己挑行李。见同学中有让自己父亲或长辈挑行李的，他就斥责说，“大少爷，忍心以父作马牛，将来必无恶不作”。他学习刻苦，善于观察、思考。遇到问题，必寻根究底；不钻深透，不放书本；反对寻章摘句，不求甚解，只图分数。他待人热情、诚恳、刚直，爱帮助同学，象一团烈火。因此同学们都很信任他。校长谷醒华赞赏地称他为“子路”。

　　（二）

　　1923年曾莱到成都，进入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当时高师校长吴玉章，每星期天都要向“高师校外同学会”作学术讲演，宣传革命思想，曾莱每次都要去听，从未间断。这对他接受革命理论和以后参加革命，有较大的影响。他对吴玉章的思想、品格和学识，极为仰慕。

　　1924年1月，军阀杨森率部打入成都，赶走熊克武，当了四川督理，指派傅子东代替吴玉章当高师校长，不久，便在高师校门外挂上“国立成都大学”的招牌，企图取消高师。为此，各班推举代表成立了护校组织。曾莱是代表中最活跃者之一。有一天，全校开大会，派曾莱和罗刚举到校长室夺印，经全校师生斗争，护校活动最后获胜，高师得以继续存在。

　　曾莱对军阀非常厌恶。他在1924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耻的杨森，还说禁止各校学生所有活动，真是莫明其妙”。5月1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天忽传刘湘又将与杨森等打仗，……所以四川的事，才弄到这样糟，这真是可怜我们小百姓”。

　　1926年初，成都高师建立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导社”，曾莱是其中的成员。那时，他的荣县同学赵鹤仙已参加国家主义派的“惕社”，曾莱为了使其不误入歧途。苦口婆心地对他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赵鹤仙觉悟过来，毅然脱离“惕社”，并顶着冷嘲热讽的打击，转向加入“导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春节期间，为了在纪念北伐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荣县中学同学陈自强、徐积光，曾莱取得荣县教育界享有威望的赖君奇老师的同意，以其名义在荣县中学校内举行追悼大会。会议规模很大，气氛庄严。会上，曾莱在讲话中宣传了北伐的意义，并且提出要照顾好烈士家属，在全县人民中有很大影响。

　　（三）

　　1926年初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发展，曾莱认识到“教育救国论”不行，决心投笔从戎。临行前，有人劝他继续读书，待取得文凭后，保荐他当一个视学（即县教育局长）。他拒绝说：“北伐战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我们应该参加，哪里还顾得毕业不毕业。”

　　离开高师后，曾莱从成都到达武汉，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学生军中工作，并随军北伐。在北伐中，他英勇善战，工作能力又强，很快被提升为团的政治指导员。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嗣后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迅速陷入了白色恐怖的黑暗统治。在这形势急剧恶化的关键时刻，曾莱离开张发奎部，前往北伐战争的发源地和当时民主空气较好的广州。

　　1927年12月11日，曾莱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反动军阀巷战中英勇受伤。12月13日，起义军撤出广州以后，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曾莱化装成士兵，进入广州一医院治伤，才避开了敌人的屠杀。这时，他已和革命同志失掉了联系，虽用尽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找到；加之人地生疏，语言隔阂，不便长期隐蔽，只身徒步返回四川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曾莱身无半文，衣衫单薄，步行几千里，困苦自不待言。更危险的是，反革命派正在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一片白色恐怖。曾莱并没有被这些严重的困难所吓倒，而是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走上了艰苦的历程。他沿途对人言：“我是四川农民，被拉夫当兵，辗转流落广东，现在带伤挂彩，才得请假回家”。因此，一路上得到了劳苦群众的同情，在住宿、吃饭方面得到了帮助。有时，他也帮别人抬滑竿、当挑夫，藉此解决食宿。到长沙，他已经很疲倦，正想休息两天再走，忽然看见街上一大堆人围着看告示，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湖南军阀张贴的一张杀气腾腾的清共布告。长沙处境之险恶，并不亚于广东。于是他顾不得身体的困乏，一刻也不停留继续向四川行走。

　　进入贵州境内，天气冷得更厉害。曾莱的衣服本来就很单薄，不能御寒，此时就更难度日。好在沿途得到劳动人民和苗族兄弟的多方帮助，才勉强克服了饥寒交迫的煎熬。有天晚上，曾莱寄宿在一户苗族农民家里。当晚天气很冷，而他却睡得很香。醒来才发现，原来他盖的被子上面又多了一床破毯子。第二天临走时，这家苗族夫妇还再三要把那条毯子送他。走到贵阳后，为了解决路费和找个职业做掩护，他给一家药房的商人当苦力，挑一担百多斤重的药品，每天走几十里路，终于到达了重庆。

　　（四）

　　1928年春，曾莱回到了家乡荣县，在旭阳中学教书。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没有一点架子。初去学校时，自己挑行李，学样的人以为他是挑夫，问：“你帮谁挑的”？他回答说：“帮曾莱挑的”。当天学校开会，欢迎曾莱老师，但到处找不到曾莱。有人问起，他才说：“我就是曾莱”。这给旭阳中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曾莱并不灰心、动摇，坚信革命高潮必将到来，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2年3月，他在荣县，由陈家玉、程觉远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上派他领导荣县东路各乡的农民运动。不久任中共荣县县委委员和自贡特别区委农运委员。在他领导下，荣县的双石、高山、章家、程家、五宝和威远县的梧桐、五里浩等乡的农民运动，很快获得了蓬勃发展。

　　他从农民群众最关心的迫切问题入手，采取交朋访友、互相串连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觉悟。他首先找亲近的农民陈三发、董绍云，李兴海等摆谈说：“我们贫苦农民受压迫剥削，冻死饿死都没得人管，你们看要咋个办才好”？又说“我们来办个会，一起商量个办法，不让地主加租加押”。农民开始害怕说：“老板势力大，我们这些穷人咋个敢反对”？曾莱就反问道：“你说老板势力大，不能反对。我问你，究竟老板人多，还是农民人多”？农民都说：“我们人多”。他就说：“我们人多，就可以串联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老板加租加押；要是他们硬要加的话，我们就要他们增加土地来多收粮食”。农民听了曾莱的话，都觉得很有道理。不久就由曾莱、丁泽光、陈三发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并由这个小组的三个人，各自去串联，逐步地扩大组织，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丁乡、区、县的农民协会机构，到1928年底，已拥有省农协会员两万多人，并建立了土地会、儿童团、妇女会等团体。在各级农民协会中，曾莱十分注意培养骨干分子，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他经常教育农协骨干分子说：“农民协会要有组织领导，这组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为私，不为已，专为劳苦人民办事”。

　　在1927年以前，荣县、威远实行每担租谷征收牛头税二角。后来乡村团正任意增加，改为每头牛征收牛头税二元，借此剥削农民血汗。曾莱在中共荣县县委领导下，于1928年夏秋时节发动荣县高山、双石和威远五里浩等乡的农民开展反对牛头税的斗争。他首先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发动群众联名向县政府控告乡村团正。县知事批示：“没有征收牛头税法令，由团正们自行解决”。团正们开初置之不理。曾莱就派黄乐尧等农协代表找团正们谈判，并警告他们：“若不取消牛头税，退还农民血汁钱，农民群众将要以武力对付”。团正们被迫退还了农民的牛头税钱，斗争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又发动各乡农民协会乘胜进行了反对地主富商大斗进，小斗出，大称进，小称出、和“包行”等手段剥削农民的斗争。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农民不上街卖东西，学生罢课，小商小贩罢市。迫使地主富商对农民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为了反对地主加租加押，曾莱在1929年2月20日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在五宝中心学校开大会斗争乡团正李雪村。曾莱质问李雪村：“你加佃客多少租押？加了些什么苛捐杂税？你向其他地主说了些什么？都要给群众回答”。当问到：“你说蒋介石给你手令，抓到革命的农民就杀，把手令交出来”时，李雪村理亏词穷，无言对答，狼狈不堪。正当大会进行时，地下党侦察员李璧君来报告情况，区团总陈选侯、区队长陈冠群大发雷霆，并说：“敢抓团正来批斗，全是土匪。立即集中团丁包围学校，全队开枪，通通与我打死”随即，敌人的队伍就开来了。幸好我地下党同志提前做好了团丁的工作，他们来后都不愿开枪。曾莱乘机与农会骨干商量，决定动员农民一股作气地去冲区团防局，找陈选侯进行说理斗争。曾莱手拿红樱枪，带领愤怒的群众冲进区团防局后，陈选侯、陈冠群都逃进碉堡躲藏起来。群众大声喊话：“有理下碉堡来讲”，“再不下来，我们就放火烧碉堡”。一同被押来的李雪村，也再三告饶。后来，陈选侯、陈冠群只好派师爷龙楚珊下堡来谈判，全部依从了农民提出的条件，并由五宝团甲公所写出布告，禁止所有地主加租加押。这次反加押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激励了农民的斗志。

　　1929年2月27日，荣县县政府在土豪劣绅支使下，逮捕了龚泽然、陈国清、王相廷等三位农协会员，激起了广大群众无比的愤慨。荣县县委指示，曾莱直接领导营救被捕农协会员的斗争。3月7日清明节，曾莱发动和组织全县成千上万的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手拿写着革命标语和红黄蓝白等各种彩色的小旗，从四面八方蜂拥入城，冲进县政府，找县知事讲理，要求释放被捕的三位农协会员。县知事刘承仕吓得从后门逃走。农民在气愤之下，把一个姓左的团正，错认为县知事而打了一顿。反动驻军开一连人前来镇压，但枪还没有打响，敌军连长就被愤怒的群众拉住了，吓得他连忙赔礼道歉，说好话求饶，并调走了军队。后来由县府的一个师爷出面，答应放出三位被捕的农协会员。农民协会提出：“不仅要释放，而且要挂红放炮，洗刷名誉”。县政府也都被迫答应。当天就放出了这三位农协会员，并县且挂了红，放了鞭炮。接着；农民群众在县城的四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无理逮捕农民”！声震全城，曾莱头上包一块布帕子，背上背一顶斗蓬，夹在农民群众的队伍之中，指挥一切行动。最后他还在南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加强团结，继续斗争。

　　在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后，敌人下令悬赏逮捕曾莱。他只得离开旭阳中学，以小商贩为职业掩护，深入乡间隐蔽，专作农运工作。1929年5月25日，双石乡的几千农民在县委书记程慕仁领导下，开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赵炳江、张树安。斗争大会正在进行时，县知事江载英亲自带领几十名武装军警来镇压，当场打死打伤农民二十多人。这时，曾莱正在威远县五里浩率领群众打毁残酷剥削农民的斗。他闻讯后即化装成捉黄鳝的农民，在伪军警森严戒备下，潜入双石乡场上，调查了农民被镇压的情况，研究布置对死难和受伤群众的善后工作，整顿队伍，鼓励群众继续斗争。这次惨案，使曾莱更深刻地认识到：土豪劣绅和反动政府是蛮不讲道理的。必须武装农民，向军阀地主武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敌人把曾莱当作“心腹之患”，几次派兵包围他家进行搜捕，并派便衣到处追缉。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和保护下，他每次都机智地化装成农民，利用帮人犁田、车水、挑炭、打谷子等方法，巧妙地避开了。敌人逮捕不到曾莱，二十四军旅长余中英就托赵熙（清朝翰林学士）写信劝说曾莱，只要不革命，“愿意委任他当县征收局长”。曾莱对此非常气愤，回信把余中英痛骂了一顿。二十一军顾问刘督存，曾是曾莱荣县中学的国文老师，与曾莱师生关系较好，特约曾莱到他家谈话，对曾莱说：“不要去干那个农民协会，跟我去二十一军，我保险帮你找个事做”。曾莱也婉言加以拒绝。后来，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调曾莱离开荣县。

　　（五）

　　1929年秋，中共自贡特别区委调曾莱任内江县委书记。他到内江后，就领导党的同志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在杨家、石子、观音、白合、平坦、新店、高梁等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共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户）；并派党员周治中、闵跃山、唐爵廷等领导农民协会。

　　当时县委决定，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开展秋收抗捐斗争，以继绝地方反动武装的经费，削弱、瓦解封建势力豢养的五个中队兵力。在曾莱直接领导下，秋收抗捐斗争从群众基础较好的杨家场开始了。1929年10月7日，杨家乡农协负责人在曾莱带领下，向县政府和团练局提出免收五亩以下亩捐（每亩六升谷子）的要求。团总不准免。曾莱就组织杨家乡农民二千多人，加上石子、白合等五乡农协代表二百多名，共约三千多人举行游行示威，沿途贴标语、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当游行队伍经过三圣宫团练局时，顺势涌了进去。团总江庆会、刘则民无法阻挡，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答应了免收五亩以下的亩捐。可是过了几天，反动的魏知县带人来乡压制群众。曾莱便穿起毛蓝布长衫，戴上瓜皮帽，以农民代表身份与县知事进行说理斗争。结果县知事理输溜走。几天后，内江县政府又贴出告示，要继续征收亩捐，并且强词夺理地写着：“亩捐是办团（练）专款，民国八年以来，无人请免。今杨家乡农协请免五亩以下亩捐，恰合共产党入党资格……”。以此欺压农民。曾莱立即于11月13日和14日，召集了杨家乡农协执委和组长会议，商讨对策。18日，曾莱亲自写了“杨家乡农协第一次质问书”，据理向县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在短期内明白答复”。质问书严正写道：“知县说（指告示）五亩以下农民恰合共产党入党资料。内江县五亩以下农民何止十万家，还有佃农、雇农及无产工人，都是共产党吗？你要保护绅粮，剥削工农，尽可直截了当的说，何必拿共产党来压我们……”

　　为了配合抗捐斗争，县委决定从杨家乡收支员周俊卿贪污团练经费打开缺口，进行合法斗争。成立了以农协会为主体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清算委员会，组成查帐团，依法向区、县和省有关当局控告，并通过旅省同学会、同乡会，在成都散发铅印传单——“快邮代电”，揭发周俊卿贪污事实真相，取得各界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的同情和支持，逼得内江县长郑良、团练局长李汉文，指派区团总陈书元于12月22日到杨家乡督促查帐。当天，曾莱和县委的同志一起，组织农民三千多人，齐集关帝庙内外，等候查帐结果。当陈书元宣布：“收支差额没有一千五百多石”，与农会查帐人员公布的数字不一致时，双方发生了争执。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周俊卿吞食农民血汗”、“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这时，在戏台上的团丁大队长夏廷光竟口出恶言，大喊：“你们是对的敢上楼来吗？被激怒的农民就一齐奔上楼台，因人多压力重，无意中将戏台压垮，楼上楼下均有人受伤。于是更加激怒了群众。平时耀武扬威的陈书元和团丁，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个个丧魂落魄地逃跑了。吓得面如土色的周俊卿”，由团丁背回藏在镇公所天花板上。接着曾莱组织农民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周俊卿”、“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沿街张贴标语和内江东区六乡农协署名的《告农工书》。队伍散了以后，曾莱在文昌宫内召开骨干份子会议，决定在这次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民运动推向深入。尔后又连续几次利用逢场天，组织农民游行示威，使抗捐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曾莱和内江县委领导的杨家乡农民秋收抗捐斗争，因规模大，参加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对全县以至四川全省，都有较大的影响。

　　曾莱在领导内江农民运动中，善于向群众做宣传工作，逐步提高农民觉悟。例如他在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后亲自编写的“春”、“夏”、“秋”、“冬”农民四季苦的歌谣，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真实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农民终年劳累，受尽剥削压迫的悲惨情景，富于启发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这首歌谣的内容是：

　　“春”：春来百花开满林，米口袋撇紧，无心去观春。工农同志要谋生，军阀应打倒，土豪要肃清。同志们，下决心，努力前进，革命大功，即将告成。

　　“夏”：夏日田中谷子黄，拌桶乒乓响，可望吃芒芒。背时军阀真堪伤，捐款多花样，催兵如虎狼。挑黄谷，折苛捐，五拖六抢，看着看着，抢得精光。

　　“秋”：秋来桂花满园香，军阀又打仗，人民遭大殃，丘八爷，下四乡，挑抬拉汉子，陪睡拖女娘。倘若不依从，要扳要犟，钢枪一响，命见无常。

　　“冬”：冬日天寒雪花飘，年关已将到，心里又慌又焦。儿啼饥女号寒，衣服当完了，红苕没一条，债主家中逼，如何是好？起来革命，才有下场。

　　这首“农民四季苦”歌谣深受农民喜爱，曾在内江农村广为流传。

　　曾莱除领导农民运动而外，还亲自领导过学生运动，支持内江中学校长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在内江中学实现了学生自治和有权选择教师的进步要求，并在校内建立了进步团体“青新社”。

　　（六）

　　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竭力利用叛徒破坏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刘湘防区的党组织，多次遭受叛徒特务的破坏，损失不小。叛徒特务猖獗，党的活动非常困难。中共四川省委为了保卫党的组织，特调曾莱由内江到重庆工作，并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派余宏文打进刘湘的二十一军特别委员会（即清共委员会）当秘书，潜入敌人心脏，去做打击叛徒罪恶活动的工作。在较长的时期内，省委通过曾莱与余宏文联系，协助余宏文搜集叛徒反共活动的情况，重点打击对党危害最大的叛徒，分化瓦解其他叛徒。他和余宏文互相配合，很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卫党组织的光荣任务。

　　当时，在重庆的叛徒以张宣、宋一禾、黄婉香、黄婉秋、钟恩吉、黄纯五等人，对党的危害最大。曾莱和余宏文、周云方等共同努力，周密而又勇敢机智地把黄纯五打死在街上，随后又把钟恩吉打死在黄沙溪，接着又把黄婉香姐妹打死在她们家里。经过这样几次成功的惩罚性打击，使叛徒惶惶不安，心惊胆颤，不敢再放肆地追捕共产党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有一次，合川中心县委书记曾海元刚到重庆，要向省委报告工作，但不知道重庆寮叶苍省委机关已遭叛徒破坏，故写信约省委负责同志于次日午后某时在绣壁街一家茶馆接头。这封信被叛徒得到后，二十一军特别委员会特务便按时到乡壁街这家茶馆的两头，等着逮捕曾海元。在这紧急关头，省委再三考虑如何营救这位同志。因为到敌人虎口里救人，很难把人救出来；去救的人反而可能被老虎吃掉。因此选派的人必须忠实可靠，机智勇敢，既认识叛徒，又不为叛徒所认识。最后，省委决定派曾莱与江银和去。他俩抱着舍已救人的崇高品德及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的精神，欣然前往。他们分开在绣璧街两头，距叛徒稍远的地方等候曾海元。过了一阵，曾莱果然看见曾海元皮肤晒得黝黑，身穿破蓝布衫，脚穿草鞋，肩上挂一个卖雪花膏的箱子，打扮得完全象一个小贩，朝绣壁街走来。曾莱从容不迫地迎上前去，先递了一个眼色，然后小声叫道：“快往回走”。就这样，在曾莱机警镇定的保护下，曾海元才得以脱离虎口，另约时间同省委接好头以后，完全地返回合川工作岗位去了。

　　1930年冬季，曾莱接受党的指示，通过社会关系到云阳县警备队当大队长，准备掌握地方武装，待机武装暴动。后被二十一军清共委员会有个叛徒知道了，准备报告反动军阀逮捕他。省委通过余宏文取得这个紧急情报以后，立即派人赶到云阳警备队，通知了曾莱。曾莱当机立断，借口上街玩玩，迅速离开了警备队，找一个偏僻地方，化装成小商贩，离开云阳，根据省委指示连夜转到梁山工作。

　　（七）

　　1931年春天，梁山中心县委成立，领导梁山（今梁平）、达县、开江、宣汉、万源、大竹等县的革命运动。曾莱任中心县委书记，王希伯（合川人）任组织部长，杨锡容（江律石门人）任妇女部长，蔡奎为县常委。陈老三（顺庆丝厂青年工人）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以往，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四川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城市党的组织也相继遭受破坏。党内同志纷纷提出疑问：“为什么四川暴动一次，失败一次？”对于这个问题、曾莱根据他四年多革命斗争的切身经验，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农民斗争相配合：而荣县、内江农民运动也再三证明农民斗争必须武装起来。再加以重庆的省委机关和梁山中心县委设在城里的机关屡遭破坏，都说明党的领导中心在城市很难立足。从而使曾莱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曾莱的倡议下，梁山中心县委决定在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南岳场为中心的百里槽一带为据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激烈斗争，终于在虎城寨、南岳场、大树坝一带建立了赤色区域。在纵横百余里的赤区内，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反动政权虽然未完全推翻，但在许多方面为农民协会所代替了。工农红军虽然尚未建立，但用刀矛武装的农民赤卫队组织比较广泛。并且邻近还有王维舟、易心谷、蔡奎等领导的装备较好的三个游击队相配合。因此，地主豪绅逃出赤区以后，不敢再来收地租、派捐款；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不仅晚上不敢来赤区，白天队伍少了也不敢轻易进犯。

　　曾莱提出在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积极准备建立和扩大工农兵政权，是以他周密地分析当地的客观形势和充分发挥主观力量为根据的。他认为：第一，1930年秋，四川省委在梁山虎城寨、南岳场等地发动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失败以后，当地群众受到军阀地主极其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更加深了他们的阶级仇恨。这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有利条件。残酷的现实教育了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要斗争，不能不武装起来，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第二，军阀地主在经济上对农民的剥削，随着政治上的加紧压迫而更为严重。刘存厚管辖的地区内，一个月便要征收一年的粮税；王陵基管辖的地区内，也是一年征收好几年的粮税。加以地主加租、加押、加息，土豪劣绅强迫摊派苛捐杂税，多种剥削逼得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军阀地主同广大农民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锐。第三，虎城、南岳一带，农民运动的基础好，直接受到过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的革命影响。当这支游击队失败后，虽然遭受反动派疯狂的屠杀镇压，但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许多游击队员仍然回到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和新的游击队员。第四，以南岳场为中心的东山百里槽一带，两边是高山，中间是狭谷，地形险要，又是军阀王陵基、刘存厚防地的交界地区，他们彼此之间矛盾很多。同时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也不少。便于利用矛盾，扼险固守，依山游击。总之，曾莱认为，这个地区从政治、经济以及群众基础、地形条件等方面，都是进行游击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区域。

　　曾莱基于对梁山虎南地区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以上分析，认识到在这里开辟红色区域工作是艰苦的，前途是光明的，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大有可为的。当时省委派程子健到梁山巡视工作，在南岳场听到了曾莱的汇报，认为他对主客观条件看得很清楚，建立革命根据地充满信心，对每项斗争的布置很谨慎、踏实。省委根据程子健的报告，完全同意曾莱的方针和计划。

　　曾莱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领导农民运动。1931年春，中心县委刚成立时，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并紧密结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开展经济斗争。5月1日，发动和领导农民在南岳一带开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游行示威，鼓动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秋收时，组织贫农团、雇工会，作为农民协会的核心，领导贫雇农进行撬谷斗争。有组织的发动贫雇农，晚上到地主的田里，收割成熟的谷子，分给贫苦农民，再用农会名义给佃农开个收条，以对付地主。经过广泛的“撬谷”斗争，农民觉悟不断提高以后，又进一步以游击队为骨干，领导农民进行公开的破仓分粮斗争，发动广大农民到虎城寨、南岳场的胡映堂等大土豪家里去挑谷子。在开仓分粮斗争中，土豪劣绅竭力反扑，用武装镇压农民。游击队便团结农民，用武装自卫，给最坏的恶霸地主以有力的打击，处决了南岳场一个姓李的大恶霸。于是，大大增长了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对雇工增加工资的要求，也由农民协会仲裁解决。

　　在武装斗争方面，曾莱等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针。分散便于联系群众，掩护自己；集中便于打击敌人，壮大我党声威。如果敌军白天大批来到赤区，就采取兜圈子的办法，依靠妇女会员、儿童团员了解和报告敌人动向，中心县委的同志和游击队员就在敌人背后转来转去，使敌人找不到、打不着。如果来的是刘存厚的军队，便到王陵基的防区隐蔽；如果来的是王陵基的队伍，就到刘存厚的防区躲藏。如果来的敌人少而分散，或者晚上来，便伺机集中力量袭击敌人。当时赤区附近的土匪也不少，曾莱采取互不侵犯政策。土匪要过境，必须向农民协会办理手续，并保证不侵犯赤区，才让他们过境。如果土匪不办手续，或者办了手续过赤区的时候扰乱农民，进行抢劫，游动队便和农民赤卫队一起出击，有几个最坏的土匪头子，就曾遭到打击和镇压。因此，土匪也不敢在赤区骚扰。

　　（八）

　　曾莱在领导梁山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对外部的公开的敌人是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是不怕艰险、勇往直前、机智灵活、善于斗争的。但对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却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防范措施也不严密。1931年秋季，正当梁山赤区的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他不幸被隐藏在中心县委的内奸份子金方勋、吴光辉暗杀在施家河，尸体被埋藏在梧桐树下，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曾莱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迹，给荣县、内江、梁山和四川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人民都深深地敬佩、怀念着他。

　　为了表彰曾莱对革命事业的卓著贡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12月23日，给曾莱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光荣纪念证”，并发给家属抚恤金，以资纪念。（彭达诚 刘志湘 邱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