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瑞

于文瑞回忆，在复试前，首先剃光头，然后体检、观察(看五官)、笔试。不及格的人发给足够川资，妥善遣返原籍。当他的长发在剃头刀下一缕一缕的落在胸前滚到地上时，由于对家人的思念和对世事的感伤，泪水扑簌簌地流淌下来……理完之后，屋里屋外尽是光头，活像寺院里才遁入空门的和尚，他像孩子似的破啼为笑。目前最让他所担心的是落发后头脸凹扁，深恐落选。不过，好在他文字功底深厚，最终以作文取胜。

要想当一个合格的宪兵军官，必须经过宪兵、军士和学生(预备军官)层层选考产生。这一系列所需的时间，加上机遇，学术和服务绩优，如果不掉队的话约五年左右能当一个宪兵中(少)尉。况且军旅生涯何尝容易，一动一作都应服从命令，生活行动整齐划一，连吃饭都是在口令的指挥下进行的。宪兵军官如此不易，于文瑞常常想起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的父母姊妹，也因此更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信心。当然，于文瑞当兵并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救国。

1939年冬，于文瑞经初考和复试，进了宪兵学校学生队第七期(相当于军校十五期)，那时候校址在湖南湘西芷江。学生队是预备军官教育，教练班长由学生轮流担任。因此管理上较为合理，生活上也较轻松愉快。操课之余，可以施展个人才华和爱好。

这对于文瑞来说算是不大不小的好消息。他以试试看的心理，经学生队队长同意，和兴趣相投的林叟、唐臻山和尹崇仁三位同学，创办英文周刊，以宪兵服务外事用语为中心，与大家共同切磋交流，得到了宪兵队从上到下的好评。

全国军事学校论文竞赛中，在仅录取前十名的情况下，于文瑞幸运的获得第五名。校纪念周上，不仅宣读军事委员会嘉奖训令，上校教务主任郭干武还将一份训令和一纸奖状亲自颁发给他。后来他回忆，这突来的

宪兵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四川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任少尉服务员。1942年，于文瑞不仅荣升中尉，还被保送重庆南岸弹子寺中央警官学校特科警官班第三期学习。因宪警教育大同小异，于文瑞驾轻就熟，虽没有与其他学员同吃同住，却和他们感情融洽和谐相处。1943年，他以第二名的好成绩结业，并获得论文奖——银牌一座。后来于文瑞说：“这一段军事生涯，是我较为顺心和骄傲的一页。”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即南京黄埔军校旧址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任国民革命军湖南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中尉排长的于文瑞，负责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的警戒工作。

那一年于文瑞得知，8月21日至8月23日中日双方在曾经交战的湖南芷江司令部举行了洽谈受降仪式。那天，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大约10时许，在我方5架战斗机前后左右的监视下，一架尾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带的降机像一只丧家犬摇尾乞怜的低低的徐徐盘旋。芷江城的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霎时万人空巷，齐集街头巷尾，指着空中说，日本终于投降了。

然而，于文瑞并没有想到在十几天之后，他竟然亲身参加了南京受降仪式。刚回到宪兵第十团驻地的他，就听到了要选拔宪兵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的消息。这次要选拔30名宪兵作为我方受降代表人员的随行人员，只有班长以上阶级的才能有资格参加，普通的宪兵想都不要想。不但级别要高，而且要求人精明强悍、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同时仪表也要出众。

这次受降仪式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对于挑选随从警卫人员非常严格。当时于文瑞是中尉排长，在部队上成绩非常好，于是很幸运地当选。由于日本投降情况还不是十分明朗，不得不防其有反悔捣鬼的可能，加之入选的都是级别较高的宪兵军官，所以上级命令他们都要降级改扮为普通宪兵。

9月初，包括于文瑞在内的30名宪兵、新六军警卫营的50名官兵，随同陆军总司令部先遣指挥所主任冷欣，乘飞机飞往南京。随着飞机的徐徐下降，所有官兵刀出鞘、弹上堂，全神贯注，以防万一。由于大家担心日军在投降之后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所以都很紧张。不过，等见到这些战败的日军，大家才发现，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溃不成军，也没有剑拔弩张想要和我方拼命。而是对我方无论是官是兵都毕恭毕敬，见到我们受降方，都立正敬礼。

1945年9月9日，受降仪式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于文瑞带领两名宪兵全副武装站在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整个受降签字仪式很短，只有十几分钟。我方的人员都坐定之后，由指挥官引领着，冈村宁次、今井武夫一行5人，都躬身、低头，双臂贴膝，拘谨而面显惭恧的鱼贯而入。站在签字台后面，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海军司令陈绍宽、空军司令王叔铭深深一鞠躬后，落座聆听“受降宣言”。而后，于文瑞亲眼目睹了今井武夫磨墨、冈村宁次签字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