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飞

人们喜欢叫我“抗战老兵”。是的，我是抗战老兵，受到很大的尊重。结对的临海市民防救援队的志愿者们，经常上门看望我。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直存留在我脑海里。

1934年，回浦小学毕业，在回浦中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我辍学在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临海发动了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军。七尺男儿，当保家卫国，18岁的我，响应号召参军了，到了南京。

战争是残酷的，血肉之躯抗击洋枪洋炮，伤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远远不够。因为有点文化，我被指派到军政部军医预备团，在那里培训救护知识，还有外科医术。

两年后学习期满，我被分配到军政部第36后方医院任军医，驻湖北武昌。医院冯院长是临海老乡，儿子和我是同学，以前经常去他家玩，所以跟他很熟。

因为这层关系，冯院长对我很是关照。工作没多久，就把我保送到广西军医大学进修。在那里，我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能开刀做手术了。

由于战事吃紧，前方军医远远不够，部队不停向医院要人，我被提前分配到了前方陆军第九师预备师，任上尉军医官。

7年时间，我辗转战场，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都参加了。

大大小小的战役经历不少，印象最深的，还是棠浦战役。

棠浦是江西省宜丰县的山区小镇，地处交通要塞，四面环山，森林茂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棠浦也是抗战时期后方的交通要道，有一条崎岖的大路通往后方。我军在山腰挖好纵横交错的战壕，驻军防守，随时准备战斗。

不久，消息传来，日军离此不远了。枪擦亮，弹上膛，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

1941年3月26日早上7点多，驻守山口的哨兵发现前方有一群人，牵着几头牛，向山口走来，形迹可疑。哨兵鸣枪阻止，那些人立即分散卧倒在地反击。

战斗就此打响。半小时后，日军用大炮支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下午，日军三架飞机前来投弹助战。

战地救护站就设在山口转角，距离火线很近。救护站共六个人，我负责包扎伤口，派担架。

伤兵陆续送来，询问前线的情况，都说日军炮火很是厉害。他们有飞机大炮，我们只有机枪手榴弹。

下午5点后，天色渐渐暗了，日军飞机没有了，大炮也休息了，战斗告一段落。夜晚并不宁静，敌我双方的机枪不时“咯咯”响起。

第二天上午，日军骑兵冲到山口，被我军打死战马五匹，仓皇逃窜。之后是报复性的反攻，飞机不停轰炸，大炮不停射击。我军前线工程完全被炸坏，伙夫中饭都送不上去。

这时，我们接到团队电话，团长在大叫，营长重伤，让我们救护站火速前往抢救。我当机立断，留下一人在站里，带着另外四人，抬着担架，冒着枪林弹雨冲到了前线阵地。

王肇仁营长，身上多处受伤，倒在血泊中。旁边的胡邦元连长，头部中弹，已经阵亡。

营长是云南大理人，黄埔军校毕业，平时和我同桌吃饭。胡邦元连长，福建浦城人，中央军校毕业。牺牲那年，他只有23岁，刚结婚不久。

那天的炮火 ，还有牺牲的连长那怒目圆睁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里。

我不知道连长埋在哪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心里，他一直在。国庆节、抗战纪念日、卫星上天了……很多时候，我会想起他。我会在心里向他敬礼，告诉他，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