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男儿英雄梦——黄大权

黄大权(1898-1933)，字子衡，广西东兰人。1921年参加农民运动，1925年任东兰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教员。1926年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右江农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总指挥。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国民党进步人士、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委任为恩隆县县长。1929年底参加百色起义，历任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参谋、参谋长，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委员，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原地坚持斗争。1933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

黄大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供图

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思想上的磨难比躯体上的磨难更为难受。这在黄大权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写照。黄大权曾因在报国建功理想未了的情况下变得意志消沉，也曾因在领导农民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势下苦寻革命真理。所有这些思想上的磨难都成为黄大权人生中一道道坎，最后他用生命跨越了人生中的坎坷，谱写了革命英雄的壮丽华章。

追随“拔哥”

东兰出将才。东兰是全国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之一，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发祥地、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在韦拔群身边，聚集着一个充满政治觉悟和坚强的革命信念，经得起考验的农运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人才济济、各有所长，黄大权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将领。

黄大权1898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虽然家境贫寒，年少时他还是有幸跟随叔父在私塾读书。叔父虽是旧式的读书人，但在思想上给予了少年黄大权有益的影响。黄大权勤奋好学，喜欢结交努力上进的同学，曾经同四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结拜为兄弟。在他当时稚嫩的心里，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将来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年少的他憧憬着未来的理想，却没料到追求理想的过程是如此艰难。

黄大权的人生，横着一条坎坷的路。

1915年，黄大权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兰小学堂毕业后，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放弃升学，转而教书养家。年轻的黄大权早早地就在求学的路上遭遇了挫折，他以为自己一生都不能有所作为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实在想不出一个小小的教书匠能够影响和改变什么，心志不禁有些消沉。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韦拔群。

1916年，中国人民正在努力捍卫自己古老国家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大江南北各个城市都感受到了时局的动荡。然而在东兰这个偏僻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却几乎还是一潭死水。这一年，在外地游历的韦拔群回到家乡，带回外面世界的一股清新的罡风。

韦拔群宣布，他要招募一批青年去投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这个消息立即温暖了黄大权快要冷却的心。救国救民的事业就在眼前，黄大权热血沸腾，毅然辞别父母跟随韦拔群到了贵州，被编入护国军熊克诚所部。

当时全国形势变幻复杂，时局变化非常剧烈，战争迅雷不及掩耳地爆发。黄大权和一批刚刚加入军队的年轻人来不及接受任何军事训练，就被直接投到战场上。

很快，黄大权经历了他人生无数次战斗中的第一仗，他亲眼见到很多战友在眼前瞬间就牺牲了，他悲愤万分，悲愤出英勇，在战斗中他异常机智勇敢，好像根本不害怕战场上的枪炮声，他一介书生却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那样穿越于枪林弹雨，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黄大权的优秀表现，受到上司的注意和嘉奖。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供图

其实，在战场上几乎没有人可以真正保持镇定，尤其是新兵。可是黄大权知道，踏着倒下的战友未干的血迹，自己终于重新找到了报国建功的路径，他决不能退缩。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他的人生再添坎坷。

部队推进到重庆时，韦拔群同反动军官陈永芬的矛盾激化，受到对方诬告而被拘禁。黄大权和战友们纷纷为韦拔群鸣不平，但是终究没有办法帮助韦拔群。旧军队的黑暗令黄大权非常失望，他义愤填膺，跟着部分战友毅然决然离开军队返回家乡。

书生“造反”

黄大权对现实充满愤懑，但他找不到出路，空让一腔热血在胸中澎湃，苦闷不已。在家乡又过了一段碌碌无为的日子，他忽然听闻韦拔群又回来了。黄大权激动万分，急忙跑去与这个眼界开阔、富有胆识的朋友见面。

两人见面以后，谈起过去在旧军队里的遭遇。韦拔群说：“我想明白了，军阀是靠不住的，要救中国只有靠我们老百姓。”

1921年9月，韦拔群回到东兰。不久，黄大权、陈伯民等便与韦拔群一起发动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文化”的口号。大声疾呼“广西不得了”“实行社会革命”。他们分别到本县各个圩场进行革命演讲，散发传单，号召穷苦人起来革命。很快，在他们的努力下，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军建立起来了。

韦拔群给右江农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权（子衡）的信，通告作战计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供图

1923年夏秋，韦拔群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即有名的“三打东兰城”。黄大权被派为西路农军 （即兰木、泗孟） 指挥员，每次战斗他都亲临前线指挥，和战士一起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为了加强农军装备，黄大权变卖田产，购置枪支弹药，补充农军武器。乡亲们惊异地看到他们眼中的“教书先生”黄大权亲战阵，骁勇无比，每一次冲锋杀敌他都抢在前面，刀枪就在眼前也不皱一下眉头。他的弟弟黄大业在他的培养之下，也成为农军和赤卫军的骨干分子，后来在1930年为革命牺牲了。

1924年，东兰农民革命遭受挫折，韦拔群被广西当局通缉。为了寻找革命真理，是年8月，黄大权随同韦拔群、陈伯民、黄树林等离开东兰，前往广州。当走到云南省昆明时，因路费不足而发愁。他对韦拔群说：“你头脑好，你去广州比我要合适。”告别战友之后，黄大权返回东兰。黄大权回东兰后，组织学生军开展革命宣传，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并联络韦钟瑶等恢复公民会。

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开办了广西第一个农讲所，为右江地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黄大权担任理论教员，又做回了他的“教书先生”。只不过这次讲的不是“人之初”，而是革命道理，黄大权感到称心快意。可是反动势力终究不让他安安心心地站在讲台上宣传革命。

1925年底，县知事黄守先与土豪龙显云相勾结，围攻农讲所，黄大权奉韦拔群之令，赶赴兰木、泗孟召集农军反击敌人。第二天晚上，韦拔群、黄大权率领农军乘夜袭击敌人驻地那缘村，敌不支，败退县城。

1926年初，新桂系龚寿仪团在东兰镇压农运，大肆烧杀掳掠，东兰农民惨遭重大损失，黄大权家的房屋被烧毁，财物也被抢光，一家人流散于高山㟖深之中，生死不明。

黄大权虽然多方寻找家人，却无下落。黄大权只好与韦拔群、陈伯民等，带领农军转入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黄大权当选为革委会常委。革委会成立后，韦拔群把农军组成若干小分队（亦称“锄奸团”），实行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分子。黄大权负责带领一个分队到兰木、泗孟活动，先后袭击了韦钟璜、韦立言、黄坤元等作恶多端的劣绅土霸，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农军游击斗争的沉重打击之下，龚寿仪被迫率部撤出东兰县。9月，黄大权与韦拔群率领农军攻克东兰城，把它夺回到人民手中。

东兰农军解放东兰城示意图。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供图

英勇就义

1929年8月，黄大权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理想信念更坚定了。12月，黄大权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黄大权担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参谋。11月下旬，韦拔群派黄大权、黄书祥带百余武装人员前往恩隆（今属田东县）等地工作，不幸在路上遇敌伏击，部队被打散。黄大权连同少数同志被困在野外。敌人包围了那片地区，一寸一寸地搜索和围捕红军战士。黄大权带领大家在山林间跟敌人周旋。由于同大部队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干粮渐渐吃完，而且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又很难找到其他食物。因此大家又累又饿，几乎要垮掉了。黄大权鼓励和带领大家苦苦坚持，经过20多天的周旋，同志们终于突围脱险。

黄大权用过的毛毡。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供图

不久，黄大权接任师参谋长。在敌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行动中，韦拔群师长和陈洪涛政委先后牺牲。黄大权同其他领导同志指挥二十一师的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3年1月，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党委，承担起领导整个右江革命斗争的任务，黄大权仍是党委委员。2月，根据下游党委的指示，黄大权带领部分同志到向都（今属天等县）和天保（今属德保县）南区活动，组织“共产青年同盟会”，领导该地区群众坚持革命斗争。正当革命势力有所发展的时候，该地即遭桂系军阀唐纪部的围攻。黄大权率领的革命武装虽英勇反击，浴血奋战，但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黄大权只好转入天保南区隐蔽活动。不久，由于叛徒出卖，黄大权等落入敌手。

在狱中，黄大权受尽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泄露党的机密。1933年，黄大权在天保县城英勇就义。临刑前，面对敌人的枪口，他面不改色。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惜我再也不能为革命工作了。”

他那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使在场的群众无不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