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中,与一位老长征人有过多次的交集。
那时还小,在贵阳最热闹的大十字,挤在人丛中看父亲的肩上挂着一黑布带,与很多体面的大人们一道,伴一辆车肃穆缓行。回家后父亲解释说,有位受人尊重的老人辞世,大家为他敬挽灵车。后来到毕节地区供职,方知这位老人就是毕节人民,渐渐地我还与其后人有了交往,很感亲切。从毕节再到文史馆工作,得知我的第一任老馆长,就是父亲当年送别的那位毕节老人———周素园先生。
周先生绝对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清末获过功名,后来参与组织领导过贵州的辛亥革命运动,再后来在北洋政府中任过职……终因不满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回到家乡毕节,闭门读书,寻求救国之道。据说1936年2月红军转战毕节,照例打土豪抄家,但战士们发现该大户与众不同:精读马克思列宁著作,书上还满是眉批心得,于是上报首长。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将领纷纷登门与之促膝而谈,相得甚欢。周素园先生由此断定:中国的未来在共产党身上!就这样,虽年近六旬,当红军离去时,他毅然追随,从此踏上了长征之路。听说周恩来得知此事,指示:周先生可以安排到条件更好的香港,继续做统一战线工作。但周素园先生坚定地说:自己年届花甲才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必须与红军生死同行。而贵州省档案馆有文件,当时的省主席赶紧给蒋介石发报,称红军将周先生挟持而去云云。抗战爆发后,留在延安的周素园先生为了不给党中央增添麻烦,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回贵州老家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
后来有些故事亲聆于其女周平一女士: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委任周先生为贵州省首任党外副省长;上京开会时毛泽东接见;贺龙、王震更认周女士为干女儿;等等。贺龙笑说:你父亲爬雪山时骑过我的战马,我还为他牵过马呢;王震则回忆,过草地时,他的行军床常与周先生同床共枕、抵足而眠,每到难以行进处,王震还曾背着周先生行进……
我于是想到一个场景:当年的毕节,在老先生旧家,红军将领们宣讲着马克思主义救国之理,老先生则满口“之乎者也”畅谈孔孟之道。就这样谈着聊着,居然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心心相印,最终使老先生翕然敬服,慨然而随。我感受到,在那个遥远的战争年代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曾经如此零距离地融合,强烈地共振过。我曾鼓动身边的艺术家们拍一个电影,记录下这次动人的交谈和融合;并永远记住,在雪山草地间,老一辈革命家与一个文化老人的生死之情……
我不知道这个电影能否拍成,但这部片子却一遍又一遍地在我心上播放着,使我感动并给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