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生于1904年，1946年8月18日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终年42岁，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红军大学教授等职务。他参加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群众斗争、武装暴动、统一战线等重大工作；被捕入狱后，在狱中仍能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革命理论，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同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谱写出了雄伟的篇章。

　　（一）

　　罗世文于1904年8月2日出生于四川自流井，他的祖父罗声衢，是盐业资本家，父亲罗万隆亦长期经营盐业。但他三岁时，家庭经济即已破产。其父因欠债而被抓入巴县狱中作人质，继而病死。

　　1920年秋，罗世文进入重庆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在那里补习了一年英语；1921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当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罗世文很快便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这一时代的潮流之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世界》等进步书刊，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扉，为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先后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等人。在他们指导与帮助下，罗世文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宣传部长、学委书记等职务。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

　　（二）

　　罗世文任重庆团地委书记以后，积极协同肖楚女、杨闇公等，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以及“社科研究会”等组织。吸收了上百名男女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还在重庆巴师、联中、巴中、商中等学校建立起团的基层组织，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4年到1925年，罗世文在重庆期间先后协助肖楚女、杨闇公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其一是发起组织重庆“非基督教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他们把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大量印发标语、传章、发表演说，并在1925年“复活节”出版《反基特刑》，以大量事实揭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罗世文还带领进步学生到教会学校华英学及受反动校长严密控制的广益中学和求精中学进行宣传，教育广大师生团结进步，不信教，不受骗，不上当。由于罗世文等的工作使重庆青年学生，特别是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觉悟得到提高，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有三班人退学，教会学校招生时，应考者寥寥无几。

　　其二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专用援“德阳丸案”的斗争。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了日本商船私运伪币拒绝检查，并将我国上船检查之士兵掀下大江，制造了“德阳丸案”。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重庆当局的妥协投降行径，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决定以这个案子为例，激发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肖楚女率先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声讨日商罪行；杨闇公积极进行上层工作；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主席身份，到重庆各学校演说和宣传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市学生行动起来，同全市人民一道，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11月27日重庆各团体举行代表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群众代表一起到日本领事馆，面对日本领事表达山城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共同意志，严正指出，这次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12月13日，重庆各界人士七千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和阻拦，勇敢地在打枪坝广场召开了“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德阳丸案”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罗世文率领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许多市民和学生受到感染，自动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到达省署及两署督办时，杨闇公、罗世文等作为群众代表前往请愿。邓锡侯省长等摄于群众威势，不敢出面，只是派人接谈。一位官员为群众的爱国热情和代表们的堂堂正气所感动，感慨地说：“德阳丸案有今日举动，足见中国民心未死”，表示立即转达全市人民要求，促使邓锡侯省长等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这次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受到了打击。

　　其三是1925年初，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同志响应孙中山先生和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领导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曾派其元老朱叔痴来领导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但朱一味依靠国民党右派和官僚，以致使运动搞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遂决定动员全体团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把这一活动推展开去。他们三人分工合作，由肖楚女著文宣传；杨闇公作争取国民党元老支持和合作的工作；罗世文发动团员到各校宣传和组织、联络、团结各群众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经过几天的工作，果然打破了重庆的沉闷空气，在1月18日，召开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大会。会上，杨闇公、肖楚女、罗世文等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把广大群众争取到我们一边，使国民党右派企图操纵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阴谋落了空。接着，杨闇公、罗世文还率领团员及进步青年到南岸真武山庙会去进行演说，向广大工农群众宣讲孙中山先生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的重大意义，提高了山城人民的觉悟。在此基础上，杨闇公、罗世文等在国促会内部进一步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间派，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终于选出了以我党力量为主体的赴京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1月27日，在打枪坝召开了有一百二十个团体，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赴京代表观送大会，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和群众团结的气魄。

　　1925年3月12日，正当全国国民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友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十分悲痛。他们一致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实为目前之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值得我们尊敬。因此，应当在重庆举行隆重的追悼，借以激励国民，教育群众，完成孙中山先生未尽的遗愿。于是，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领导全体党团员及群众团体，在重庆商业场总商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肖楚女、杨闇公等领导，罗世文负责具体工作。在筹备期间，罗世文除亲自深入各校热情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思想外，还组织了几个演讲队在各群众场所进行演讲，印发了七十余种传单，遍贴城乡，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4月7日，在打枪坝召开了八千多人参加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会上，代表们发表演说，追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光辉的革命实践，使追悼会成了宣传和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共青团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后，罗世文等以“重庆劳动互帮社”的名义向全市发出通启（即通知），并于6日上午出面召集各群众团体代表开会讨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办法，6月7日上午，重庆各界八十四个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四百多人在巴县图书馆召开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罗世文被推选为文书部付主任。当天下午，在首次主任会议上，罗世文代表后援会草拟出向政府提出的重要条件及最低要求，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上街演说，商人抵制英日货物。这使驻渝英、日领事十分恐慌。他们威逼重庆地方官员压制群众爱国运动，宣布“厉禁”。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罗世文勇敢地挑起了革命重担，作为代理主席，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会上，他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取消戒严令，并商量团结社会各界，共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罗世文还起草了给北京执政府外交部及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各界群众于6月25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大振奋了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6月28日，日本、英国雇佣的重庆华工，全体实行罢工，并继绝供应粮食，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势力，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7月2日，英国士兵在南岸刺死刺伤了工人多名，罗世文等积极组织山城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开展了激烈的斗争。

　　为加强革命舆论和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1925年5月由平民学社出面办了《爝光》周刊，由肖楚女担任主编，罗世文负责发行，五卅惨案发生后，肖楚女和罗世文以这个刊物作为舆论阵地谴责帝国主义暴行，反映各地人民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精神，指导重庆外交后援会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受到革命人民的欢迎。但是反动军阀却对它非常仇恨。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勒令封查了《爝光》杂志，并要肖楚女与罗世文限期离境。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革命人才，党决定派罗世文到苏联留学深造，并在他出国前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1925年9月，罗世文由重庆乘轮船穿过三峡，到达上海。他在团中央机关向恽代英等同志汇报工作后，就同六百多名留学生一起乘船赴苏联。

　　船过日本时，日本警察上船说怕他们这些“东亚病夫”带去病菌，借口进行防疫检查，横蛮地要他们脱光衣服。这不仅是一种人身侮辱，而且也是一种折磨。罗世文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义愤填膺！

　　船抵海参威，罗世文等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热情接待，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之后，罗世文和蔡畅等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在东方大学里，他牢记党组织的期望，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经验。因之各科成绩都好。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学，特别是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同学，他总是主动帮助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东方大学给学员配备了翻译。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罗世文刻苦地学习、并很快掌握了俄语。由于罗世文的英语、俄语都学得不错，所以学校让他一面在东方大学读书，一面又在学校当翻译。他的学习和工作，受到了教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敬重。

　　罗世文身在赤都，心怀故国。他念念不忘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人民。他经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了解大革命的进展情况。1927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在惨案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罗世文从亲友来信中得悉噩耗，不禁悲愤填膺。他追思杨闇公的高风亮节，恨不能飞回故乡，手斩顽敌。在沉痛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涂山诀别几经秋，故国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无双羽翼，归来聚首斩顽酋。

　　不久，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罗世文怒不可遏！他立即和留学生一起，组织了示威游行。他渴望早日回到祖国，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

　　1928年7月，罗世文以优异成绩在东方大学毕业了。学校送他到苏联黑海边的疗养胜地克里米亚休养。同年8月他得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通知，要他返回祖国。罗世文到德法等国考察后，于1928年10月回到上海。回国时他别的东西不愿意带，只带回了一箱俄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厉害。他明知一进入中国境内，便会受到严格的搜查，如果查到了赤色书籍，就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安全地把这箱马列著作带回来了。到上海，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由于四川革命很需要人，所以党中央决定派他回四川参加革命斗争。尽管他很想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却毅然放弃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服从组织安排，决心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四川的革命劳动。

　　（四）

　　1928年底，罗世文回到重庆，在四川省委宣传部任秘书。不久，省委又派他到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做兵运工作。这个旅的代理旅长、第一团团长邝继勋不但早已是我党党员，而且工作积极主动。其他两个团也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有较好的基础。罗世文到了第七混成旅所在的广安县，化名罗泽模，以邝继勋私人朋友身份住在旅部。他一面辅导邝继勋学习革命理论，一面对部队里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工作，罗世文回重庆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邝继勋旅的赤色倾向越来越为反动军阀们所查觉，都想伺机吃掉它。因此邝继勋连续三次电告省委，要求立即举行暴动。省委为此开会进行了研究。会上，罗世文认为，七旅赤色倾向既然已被敌人觉查，如不暴动，很可能被敌人瓦解。与其在准备暴动期间被敌人吃掉，不如干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省委同意了邝继勋旅暴动的要求，并派邹进贤、罗世文前往领导。

　　1929年6月初，罗世文赶到第七混成旅所在的射洪嘴。这时该旅的党团组织已经暴露，军饷军粮已被上司扣发；而且附近军阀正欲对他们下手。一些军官对起义发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罗世文挺身而出，召集旅委扩大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发动邝旅暴动的计划以及暴动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而坚定了党员干部的信心，接着他又与邹进贤举办临时训练班，向中下级军官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暴动的指示，宣讲了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党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指挥能力。同时，他还同邝继勋研究了有关起义的军事计划及组织领导等问题。

　　随即，第七混成旅移往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告暴动。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邝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三个团改为三个师，分别由我党同志负责各级政治工作。

　　当晚，罗世文、邝继勋连夜率领部队到达蓬溪。在拂晓时分干脆利落地将军阀李家钰的一个团缴了械，旋即占领县城。罗世文带领起义军在县城张贴布告和传单，并搜出县征收局的全部粮册、债卷及租税册子，在大街上当众烧毁。罗世文和红军政工人员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宣告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要同全国人民一道，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反对地主剥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的革命举动使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在经过南部县流马场时，根据当地党组织及农民协会的要求，召开公判大会，公审了鱼肉百姓，包揽诉讼的团防局长、恶霸地主范朝忠及其师爷帅仕光。群众人心大快，红军声威大振。在南部县新政坝，部队召集了群众大会，把闻讯逃跑的该镇首富、团总鲜于吉三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居民。

　　罗世文、邝继勋率领部队转战营山、渠县，渡过渠河，由达县南岳场进入梁山虎城镇，向猫儿寨前进。在攻打猫儿寨时，红军两次仰攻，均未奏效。而在此期间，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颂尧等派出的部队已前后逼进红军，长江一线也为刘湘派兵布防，起义军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为此，前委遂决定东进，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在川东的游击队靠拢。但部队在经过开江马鞍山夹槽时，被刘存厚的部队包围击溃，起义失败。

　　罗世文在分散突围后，孤身一人，昼伏夜行，藏匿在乡村中，睡在草树下，饿了要点农民的南瓜汤充饥，渴了捧一口山泉水解渴。饥饿、劳累把他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憔悴，衣衫褴褛；痢疾和疥疮也缠上了他。但是，他在历尽艰险之后，终于回到了重庆党的怀抱。向组织汇报了蓬溪暴动的情况及经验教训。党组织为他治好了疾病，调养好了身体，让他继续在省委工作。

　　1930年上半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陈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以及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先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相继壮烈牺牲。这段期间，斗争异常尖锐、激烈。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罗世文以共产党人的忠诚和信念，决心继承先烈遗志，前仆后继，奋斗到底！他同省委各部委同志商量，从成都调程子健到重庆组织临时省委，由程子健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部长，领导全省人民继续战斗！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派专人到四川，要求四川省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全国总暴动。罗世文作为省委领导人之一，虽然对四川暴动没有把握，对这种盲目暴动的搞法有所怀疑，但还是执行了中央指示，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威（荣县、威远）、广汉及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尽管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忠诚坚定，奋勇战斗，但由于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对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又往往仓促上阵，因而均遭失败。惨痛的事实教育了省委领导和罗世文，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经过整顿，检查了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1年初，省委鉴于重庆白色恐怖特别严重，接受罗世文等的建议，决定迁往成都。程子健任省委书记。6月，中央决定罗世文任省委书记，程子健任军委书记。这个时期，由于各地暴动陆续失败，各地党组织也遭到极大破坏，加上与中央的联系不时中断，工作极为困难。尽管罗世文患有严重的吐血病，但他仍以顽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勇敢地担起了革命的重担。在很久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还千方百计找到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从中摘录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文章给省委和各地领导干部传看，帮助大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经常鼓励省委和各地到省委的同志说：“我们暂时与中央失掉了联系，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象失了舵的孤舟、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工作、继续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罗世文和省委其他同志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的局势，领导了成都和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事变后不久，罗世文叫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拟了宣传提纲，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东北，国家民族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必须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宣传提纲印发全省各地，为抗日制造舆论。不久，省委又在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召开大会。罗世文和省委领导同志经过紧张筹备，在这天清早，组织各学校、工厂和街道的同志到达公园广场。八点多钟，代表们登台发表演说，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论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政策，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省委和罗世文虽然领导了成都和四川地区的抗日运动，但是，由于受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很好地进行统战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上。1932年，罗世文和省委组织领导了川东游击军的战斗，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的革命兵变。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罗世文和省委指示游击军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争取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年底，川东游击军在宣汉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改建为三十三军。由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升钟起义的一部分农民武装，后来去到通江，加入红四方面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与此同时，罗世文和省委还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不少党团干部及军事、医务和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前往苏区，支援苏区的工作。

　　（五）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廖承志一起去川陕苏维埃。他们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穿过四川军阀的封锁线，到达了川陕苏维埃的通江，受到苏区党和群众的热情欢迎。罗世文应邀到处发表演说，介绍四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分析四川军阀的实力。他指出田颂尧虽被打垮了，但比之实力更大的其他四川军阀正策划纠集其所有力量进攻苏区。他鼓励苏区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训练，准备应战。罗世文初到川陕苏区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参与了重要决策，还担任了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负责人。在省委高级训练班里，他以自己马列主义修养，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给高级干部们全面地、深入浅出地阐明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今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陈列的一份农民土地问题的讲义里，罗世文只用了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精髓揭示出来了。他明确指出：“农民在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是一支生力军。”“列宁主张工农联合，主张无产阶级利用国内农民暴动来达到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他还联系中国革命实践，高瞻远瞩地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领导说服农民、经过合作化、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在论述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时候，他在扼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种族、民族、国家的基本观点后，着重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光辉思想。并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运动中应努力夺取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权，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努力将这场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经过民族革命的锻炼，才能成为领导群众的前卫党，才不至于成为空谈社会主义的小团体！”罗世文的讲演，受到大家的好评，称赞他是学识渊博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罗世文和廖承志抱着极大热情来到川陕苏区，原希望能为川陕苏区的革命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如轻视党的集体领导，尽力在党组织、红军及政府中培植个人系统，在党内搞家长制，把川陕苏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并以太上皇自居，谁不听他的话就视为异已，给以排斥打击，甚至监禁杀害。为了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罗世文与廖承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但是，张国焘不仅拒不接受批评，反而对他们怀恨在心，予以歧视、排斥和打击。罗世文认为自己是光明磊落的，真理在自己这边，尽管一时受到冤屈和打击，历史终究会证明自己的耿耿忠心！他写下了《过通江城》的诗篇，抒发自己的情怀。

　　履霜自信有同情，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熊熊烈火验忠贞。

　　1934年底，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罗世文、廖承志非法逮捕起来，亲自进行“审讯”，然后派人监视，要他们起草文件，刻腊纸，做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耳闻目睹了张国焘非法严刑拷打和残杀干部的罪行，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述。他坚信：党和人民定会为这些含冤死去的同志昭雪！

　　长征途中，罗世文与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监视着，同红军战士一道，翻雪山、过草地，经历了无穷的苦难和最严酷的考验。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共产国际的关怀、干预下，罗世文与廖承志才算没有被张国焘杀害。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罗世文、廖承志的冤屈得到昭雪，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久罗世文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教授，给红军高级指挥员讲授革命理论。1937年3、4月份，党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罗世文作了长篇发言。他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和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并对其错误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六）

　　西安事变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大影响。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在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出于其与蒋介石的矛盾，企图借用我党和抗日力量，与蒋介石的排挤和并吞地方势力的政策相对抗，因此派出代表与我党联系。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四川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8月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亲切地接见了罗世文。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四川实力派人物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后，告诉他说，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回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实力派人物联系、谈判，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作好刘湘的工作。因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卡住了夔门，对全国的抗日运动将是很大的贡献！

　　1937年8月，罗世文肩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重托，由延安经西安到成都，会见了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军阀，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抵制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刘湘等对罗世文的谈话很感兴趣，邀请他作参谋，经常给他们分析情况，出谋划策。

　　罗世文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外，还通过联系，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进一步在刘湘的中上层骨干、幕僚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让郭秉彝在刘湘中下级军官中进行发展进步势力的工作。

　　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还指导成都各抗日救亡组织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团结和协调起来，把“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海燕社”两个抗日革命群众组织合并，并以这支力量为基础，推动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

　　1937年冬，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四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共同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风平任书记，1938年8月后由罗世文任书记。省工委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领导了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1939年11月下旬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四川已建立了成都、重庆市委及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发展到四千人左右。这次省工委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以罗世文为书记，邹风平为付书记，川东特委以廖志高为书记。在川康特委工作时间，罗世文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联系和领导苏幼农、王大飞、陈伯林、甘道生（林蒙）、康乃尔等，分别对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湘进行统战工作。直接领导周国干、刘文哲、刘连波。联系和指导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他又经常给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三位知名教授作工作，参加成都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推动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罗世文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经常出席川康特委的学委会议，给学委的干部讲马列主义理，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还指导了川大等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后改为分馆）的工作。

　　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的领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成都、重庆和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

　　（七）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的安排。周恩来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对一些比较暴露的同志作了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并让干部交流和对调，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往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指挥大批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还把魔爪伸向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和救亡运动。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烈火，为了打击四川地方军阀，蒋介石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抢米事件”。1940年3月12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逮捕了闻讯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我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在国民党省部工作的特务，平时对罗世文十分敬佩，他悄悄告诉罗世文说，你们处境十分危险，赶紧躲一下吧。但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份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害我！”罗世文的爱人王一苇也劝他快回延安。但罗世文仍以党的工作为重，不愿离开战斗岗位。

　　“抢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省委领导应予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3月17日，打入潘文华内部的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当晚，川康特委付书记邹风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经邹风平劝说后，他才决定第二天晚上离开成都。

　　3月18日下午，罗世文在离开成都前，化装去到《新华日报》分馆处理有关事务。他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分馆处。别动队的特务冲上楼来，逮捕了罗世文等。当晚，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了《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活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的破坏。

　　（八）

　　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送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在审讯中，戴笠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绞尽脑汁，妄想使罗世文、车耀先就范外，还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谈利害，许以高官厚禄，使罗世文俯首归顺。但是，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正义凛然地对邓文仪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要我加入国民党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钉子，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轮流审讯，威胁利诱，要他们参加国民党，为国民党工作，但均为罗世文、车耀先严辞拒绝。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锦不断。监狱四周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罗世文、车耀先一到息烽监狱，监狱主任便立即提审，他们义正词严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一一予以反驳。罗世文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息监主任见无懈可击，就不再提审，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荣、车耀先化名田光祖。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查狱中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但却有力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世文在狱中的表现，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共产党员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秘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便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为支书，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委。临时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区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的可能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了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不坚定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使狱中生活得到部分改善，取得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等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了一切机会与外面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监狱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搞一些行政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秘密进行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的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则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

　　最后，支部决定，除罗世文外，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向监狱长提出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人等条件。这样，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但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工作！”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大的声明，不得不为之慑服。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都更加钦佩他，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

　　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就启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又进行了革命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利用车耀先作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坚持自学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他以“史迷”的笔名，利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养正周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还著文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还写文章批判明朝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车厂等特务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以及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难友们们击节叫好，特务又抓不到把柄。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对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狱中青年，他更是关怀和爱护。当一位青年难友，感到消沉和绝望时，罗世文便亲切地鼓励他说：“你是时代的牺牲品，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他又叫他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帮助他逐渐增强了生活的信念，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另一位青年难友，政治上还不大成熟。罗世文就亲切地指导他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书；并给他分析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帮助他理解作品的内容，吸取精神营养，并鼓励他坚强地生活和斗争。好几位侥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青年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吸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4年端午节，监狱专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以此来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那些平时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两敬酒，罗世文冷眼扫视了一下那一副副狰狞恐怖而又虚伪丑恶的嘴脸，正气凛然地说：“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响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他们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苹等五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的革命意志，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他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在经过桐梓时，因桥梁坏了，汽车停在一座没有使用的兵工厂里。监狱长释放了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悄悄托外籍“修养人”小马把信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周恩来。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入左边的重犯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拒不释放。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援助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1946年8月17日，渣滓洞监狱付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即“老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世文

　　短短的遗言，字字珠玑，熠熠放光！它把一个钢铁战士的红心展示在我们面前！它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坚定态度，表达了人民的忠实儿子对战友的深切关怀的殷切期望！

　　第二天，1946年8月18日下午三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犯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监狱的同志紧紧把住铁门，恋恋不舍地向他们告别。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狱中难友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

　　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他知道，自己献身的时刻到了，于是，环顾苍松，放声朗诵了他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慷慨激昂的诗篇，寄托着他深沉的感情。刽子手杀害罗世文后，还用汽油烧毁了他的遗体。

　　解放后，人民政府抓住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因而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的骨灰，重新隆重进行了安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罗世文、车耀先题了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