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俊

　　李家俊是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农村武装斗争的杰出代表。他在军阀盘踞的四川东北部，举起革命旗帜，担任“四川省一路红军游击队”司令员，发动著名的固军坝起义，先后打败了万余敌军的三次围剿，建立起两千余人的革命武装和千余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坚持一年零四个月。起义时间之长，年代之早，规模之大，斗争之英勇激热，均为当时四川农村所少见，时人称他是“四川的彭湃”。后来奉调四川省委工作，任省委委员、江巴兵委书记、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等职，在军阀刘湘的虎口狼窝里纵横驰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活动又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他虽不幸牺牲，但其光辉业绩和叱咤风云、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毁家举义、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至今犹赫赫在目，跃然纸上。

　　(一)

　　李家俊，四川万源县固军坝人，生于1902年8月10日。父亲李世江，母亲娄氏，勤耕苦做，家庭小康。李家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余岁时即遍读《四书》、《五经》，《三国》、《水浒》。1916年考入万源县城高小学习。1919年春又考入达县联合中学。当时，达县为绥定府署所在地，又是四川靖国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和大本营之一，许多革命志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常在那里会聚。达县联中为绥属七县所办，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学习空气浓厚，新旧思想斗争激烈。李家俊入学后，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传播新思想的《新青年》、《学生潮》等革命书刊相继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使他的眼界大开。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创办刊物，1921年5月1日，他以“万源旅外学生会”的名义刊发《萼山钟》报，公开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强权政治，整顿庶政，提倡实业，改革教育，改良风俗等主张；对社会上“军匪横行，官吏肆虐，土豪腐乱”等黑暗暴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对学校的封建专制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不久，联中以“言论激烈，违章肇事”的罪名，把他开除回家。

　　学籍被“开除”，使李家俊更加看清了反动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增强了对黑暗社会的仇恨。1922年，他毅然赴上海，考入同济医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一度曾错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受过一些影响。但当他读到《新青年》、《共产党》、《先驱》、《觉悟》等刊物上有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文章以后，提高了对革命理论的认识，深感无政府主义不能救国，医学也不能救国，只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毅然放弃学医，于1923年春，先后在上海、北京，山东等地从事社会考察，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由于身染肺病，于1924年夏回到故乡万源县。

　　李家俊回乡之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未已。曾当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盘据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四县，称川陕边防督办，设督办署于达县城，横征暴敛，积草囤粮，意图与刘湘、杨森、田颂尧等军阀逐鹿争霸于四川。李家俊眼见山河破碎，遍地干戈，人民不堪其苦，于是以贯彻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名，开办学校，培育青年，启发群众觉悟，发展革命力量。1924年秋，他接办厚坪小学。招收学生八十余人。聘请进步教师牟永正等，讲新课，建立新的教学制度。每日三操五讲，注意学生身体锻炼，加强社会政治教育，提倡天足，男女平等，改革社会风气，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在李家俊主持下，厚坪学校焕然一新。学生不仅思想活跃，而且身体健壮，打球练操，能唱能跳，一扫书呆子气习。不久，厚坪远近地区均受影响，庙宇里的神象被捣毁；许多青年女子反对缠脚；女子学校也开办了起来。李家俊把两个妹妹送到远离家乡三百里的达县入学读书。当时大巴山区还处在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时代。这些新思想、新作风和新的教育改革，犹如春风吹来，冲击着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他们唧唧喳喳，街谈巷议，说李家俊“是疯子”、“是狂人”，“把学校办坏了”、“把风俗败坏了”。面对这些胡言乱语，李家俊针锋相对写了一篇题为《小学教育之失败与成功》的论文，公开进行论战，阐述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封建教育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荒谬理论予以迎头痛击。他在文章开头，首先说道：“我在造文之先，要向反对我的教育方法的人问问：小学教育的目的是想培养多愁多病，弱不胜衣，驼背近视的书呆子与咬文嚼字的假斯文呢，抑或要养成精神活泼，身体健壮，能作文，能写信，能发言于大庭广众之中，能跑路，能做工的健全人?如说要把学生养成病人废物，我就敬谢不敏，不敢参与教育之末议。如果真要讲学以致用，养成健全人物，那就请平心静气，让小子多说几句话。”接着，他在论文中指出：“人是离不开社会的，学校里的学生至少要知道现实社会的一切情形”；主张“要发展每个人在各方面独特的创造性”；严厉批判了封建教育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错误的和反动的教育理论，在川东北的万源、宣汉边境树立起一面教育革命的旗帜。后来反动统治者在叙述李家俊这段经历时写道：“厚坪旧有文昌宫，家俊改建为初级小学，阴以共义，部勒生徒，日事假攻战。”“盖其辗转京沪间，早为共党所同化矣!”

　　李家俊办厚坪小学，远近青年无不倾心景慕。当时万源全县在外求学的学生近百人，根据规定，在外学生费用由地方筹给，但军阀刘存厚、廖雨辰等，极力筹饷扩军，争夺地盘，常将学生费用充作军饷，以致在外许多学生生活无着，不得不停学回家。李家俊知道此事后，极为不平，于1925年秋，直趋公堂，据理力争。县知事陈仁安托词不见。他怒发冲冠，带领学生一拥上前，将知事公堂的拱桌推倒在地，并大声疾呼，要求评理。陈仁安恼羞成怒，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一面申诉自己无罪，一面向周围人员揭露旧社会的腐朽和黑暗。频年的监狱生活，使他想得更深，望得更远。他进一步认识到：读书不能救国，教育也不能救国。只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才能救民救国。在狱中，他愤怒之余，提起笔来，在墙上写道：

　　“身似虎，气如虹，那堪囚执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任彼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

　　1926年春，李家俊被释出狱。

　　(二)

　　李家俊出狱后，中国革命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也于1925年秋冬成立，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充分运用这个时机，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帮助国民党改组县党部，派遣共产党员到各县开展工作。不久顺泸起义发生，在达县，张鲤庭等进步教师，正在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张爱萍、魏传绕、王荣澍等进步青年，也组织起“烂漫社”，发行了“烂熳旬刊”。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李家俊心花怒放，出狱后直奔达县、重庆。不久，以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委员身份回万源县，一面在县城高小教书，一面负责国民党县党部的组织事务。他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力量。这期间，他开办了全县的速成师范讲习班；整顿了固军、白羊等地的学校教育；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把侵占公款的三区区长杨翟辉关了起来，进行追赃审讯。万源一带，民气为之一振。可是不久，重庆“三·三一”，上海“四·一二”，武汉“七·一五”等等反革命事件陆续发生，李家俊也因“押审杨翟辉”一事被“传案质讯”。他闻讯后，扬长出走，直奔宣汉、达县。1927年10月，李家俊经达县地下党员牟慢月、牟仲禹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到家乡建起了万源县党的地下小组。正在这时，他渴慕已久的“联中”老师王维舟回来了。“联中”同学唐伯壮也回来了。他们从革命中心武汉归来，找到李家俊等地下党员和革命分子，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决心在川东举行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李家俊听了，跃然而起，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奋斗多年，现在算是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道。说干就干，我当先锋”。此后，李家俊出没于万源宣汉间。不久，农村里传唱着《劳农歌》：

　　“我农劳苦真可怜，一年忍饥受寒上征捐。春种田，秋收粟，四季忙不闲。吃一辈子粥，老死没衣穿；受尽地狱苦，谁为你申冤?仰侍父母，俯蓄妻子，都作画饼餐!

　　“世界革命起，潮流遍中华。奴隶们没沉睡，快快快起来!杀尽贪污吏，剥光土豪皮，社会谁创造，劳动的结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快乐逍遥哩!”

　　不久，学校里也响起了《家园歌》：

　　“青的山，绿的水，壮丽的山河；美丽的田园，峥嵘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工农们，联系起来啊!”

　　这些歌声，响彻山谷田野，回荡在劳苦大众心间。然而，李家俊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还常常深入群众，奔走山岭间。1928年冬，他装作“落魄无聊”的样子，去当“春官儿”，走村窜户卖历书。一有机会，就向群众宣传讲演，揭露和控诉军阀、团阀贪污中饱和敲榨勒索的罪行。他执笔能文，出口成章，比喻生动。如说：“军阀们把我们蚊帐钩上的几个麻钱，和巴着骨头的一点肉都刮完了，我们咋个有法活命?只有团结起来，拿起镰刀、斧头、锄头、铁扒，打倒他们，才有出路！”农民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要求李家俊带领他们干。

　　在走村窜户中，李家俊得知同乡同学徐允士、胡洪疆、吴会治等也回到了家乡。其中，徐允士是万源旧院乡人，毕业于川陕边防军官训练团学生队，曾任某部旅部付官长；胡洪疆是白羊人，毕业于杨森二十军政治军官学校，曾任中尉副官；吴会治是井溪坝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曾参加北伐。徐、胡二人在杨森部队服役期间，受朱德、刘伯承、黄慕颜等影响很深，对杨森叛变革命十分不满；吴会治亲眼看见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也很不满意。他们回乡后，每当在一起谈及国家兴亡，革命成败大事时，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常生无限感慨。李家俊与三人推诚相见，促膝谈心，抨击军阀官僚的累累罪行。大家情投意合，决心共举义旗，先打倒军阀团阀，再打倒独夫民贼蒋介石，以完成国民革命。在他们的活动下，固军、白羊、井溪、旧院等两个区六七个场镇的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一齐团结在李家俊周围。1929年春节期间，李家俊等又以“拜年”为名，在旧院的数十名团练队员中活动，不少团练队员表示“愿听驱使”。革命烈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家俊乃沿中河而下，到宣汉县清溪场找到了王维舟。

　　王维舟、唐伯壮此时正在宣汉、达县一带召集旧部，发动群众。听到李家俊汇报的情况，满心大喜，即于清溪场成立了起义领导小组。由李家俊为起义司令员兼总指挥，唐伯壮为政委，雷玉书为副司令员兼副总指挥，并商定了有关起义的时间、地点和实施方案等问题；然后各归原地，按期行动。

　　每年三月，白羊、井溪一带茶市热闹，县上的收款委员往来也随之增多。3月28日，白羊街上齐场的时候，忽有人从井溪方向跑来，汗流满面的说：“井溪有匪”！顿时人声鼎沸。而李家俊却正与几位茶叶商、经纪人坐在一家酒店里猜拳饮酒，笑语连天。店主人怕出事，十分关切地上前向他说道：“大先生，听说有匪哟！”李家俊若无其事地答道：清平世道，有什么匪?仍继续猜拳饮酒。一会儿，又有人报道，“白羊东面三十里处干坝子，收款委员张全五被杀！”接着又报：发现“打倒军阀！”“打倒团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还发现了声讨刘存厚的布告。布告上写道：

　　“宣达城万，四县联合。一起反抗，共享太平。刘匪存厚，天心不顺。坐(作)官五年，天干五年。一年只有两分收成。地主收租，不让分文。军饷税捐，剥削人民。一起未清，二起又来。没钱给的，捆绑送县。抢走被盖，提走大罐。要想活命，实在困难。只有一条路，拷起锄头、铁扒、镰刀、斧头与他们干”。

　　街坊人等议论纷纷，李家俊却镇静自若，并装作说酒话地说道“清平世界，未必刘督办还有什么乒乓之灾?”

　　张全五在干坝子被杀，白羊各场又出现标语布告，急得刘存厚如坐针毡，立即命令万源驻军刘志超团派兵前往清剿。4月3日，白羊正赶茶会，开来一连兵进驻街西头关庙和街东头的戏楼里，声称要下乡“清匪！”街上人群正惊恐间，忽见李家俊身背背篓，头戴草帽，一身农民打扮，也在赶场称盐。有位关心他的人见了说道，“大先生，兵大哥来了，你不早点回去?”李家俊答道：“良民百姓，怕什么兵?”场散了，人走了，敌兵们见风平浪静，于是高枕无忧，倒头睡觉，以解连日行军的疲劳。那知半夜以后，忽地哨口被摸，哨兵被捉，街坊四处枪声哨声一齐大作。关庙、戏楼被围得水泄不通。等到连长闻声惊起持枪时，一个个魁梧雄壮，腰拴白巾的好汉，已手握钢枪站在眼前，大吼：“缴枪不杀！”敌军全连人马，顿时七零八落，作鸟兽散。原来李家俊在化装赶场时，已通知各路义军夜半齐集白羊庙，分三路抗敌。一切行动进行得十分如意。是夜歼敌七十余人，获枪五十余枝。残兵败将，望风溃逃，固军坝起义的第一仗，就此大获全胜。

　　(三)

　　白羊大捷后，李家俊深知敌人不肯罢休，立即准备一面对敌，一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在工作上：首先培训骨干，组织群众，在固军的高坪、厚坪，井溪的坑塘、甄子岩，旧院的龙潭河等地分头开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开方代表”和“技术”老师。然后以设佛堂、练“神兵”为名，派出“开方代表”和“技术老师来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方代表”主要作政治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团阀，反对苛捐杂税；“技术”老师主要召集精壮农民，学习武艺。晚上集中学习，白天回家生产。做到寓兵于农，一呼百应。为了加强政权建设，他们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分别设立县农会、场农会，场以下设甲、设组，每五至十家为组，若干组为甲。组有组长，甲有农会。甲农会有主席，以及监察和财务等委员，管理一甲事务。县农会设主席、秘书、经济部、粮食部等机构，管理各地事宜。军事组织方面，指挥部下设先锋队、技术队、特务队。以参加过“佛堂”训练的为先锋队；以刀矛为武器的群众为技术队；持枪械的武装人员为特务队。与此同时，还派出得力干部分赴宣汉、城口及本县各地进行秘密活动。通过工作，宣汉、城口等县农民参加的很多。还争取了不少开明士绅和其他革命分子。在此期间，李家俊日夜奔走，不辞辛劳。当第一个场农会在固军坝成立时，他满腔热情地挥笔题词。并以县农会的名义，送了一面写着“而民欢乐之”的大红锦旗，不辞劳苦，不顾敌人的包围追截，从龙潭河的大山上亲自送到固军坝，参加群众大会。同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群众争取更大的胜利，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刘存厚得知刘志超团在白羊失利以后，心如刀绞，立调渠县第三路代理司令廖雨辰星夜赶赴万源，进行清剿。廖雨辰来到万源后，带领三、九两团人马，经石塘坝直扑白羊庙。一路烧杀掠夺，荼毒人民，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李家俊闻讯，传令各地农会，严密组织，作好迎战准备，就地待令。并亲率精干三十人，沿廖雨辰军右侧后方前进，相机击敌。7月11日中午，驻白沙河之团防队第一大队七十人正在河里洗澡，枪械衣物放在河滩上架作数堆。老百姓在四周围得人山人海看热闹。忽然两个农民打扮的青年，向空中放了三枪，并大吼道：“洗澡的不许动！谁要敢动，一枪一个”。团防队惊呆了，纷纷扑在水中。沙滩上忽又拥出数十青年，扛起枪械，径往山林深处走去。等到人走远了，两位持枪的农民青年，才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围观的老百姓中有认识者的低声说道：“那两位一个叫徐允士，一个叫李家俊。”李家俊获得枪枝后，立即回到根据地武装农民。廖雨辰正在白羊追查此事，7月18日忽又得报，后卫石塘坝九团团部突遭李家俊袭击。廖雨辰气极，亲自指挥两营人马，向凤凰山下的井溪坝五爪垭进攻。此时李家俊早有戒备。当廖师攻到五爪垭下倒马坎时，李家俊见敌人攻势凌厉，即令部队退散山林中，且战且走。当敌人攻到五爪垭上山湾塘时，忽然山上三声枪响，凤凰山下闪出两支人马：左是徐允士领导的井溪农民武装；右是胡洪疆领导的旧院坝农民武装。两支队伍把廖师困在垓心。廖在对山望见，急令退军。当退到倒马坎时，李家俊已在廖师退路上严阵等待多时。经过一场激战，廖师死伤过半。不久，李家俊又率农军千人夜袭白羊庙。廖雨辰只得搬师回城，坚兵固守。1929年9月24日《新蜀报》第三版以《军民激战四次，刘军伤亡甚众，廖师率部烧毁民房四百余家》为题写道：

　　万源因廖团逼李家俊串起，任意杀戮，激成民变，曾志前讯。最近民军声势浩大，且与城口人民连成一气，一致反抗暴军。现民军聚集农民、团丁、神兵等七八千人，专门与驻军作对。近一月内，与驻军激战四次，军队连受大创。意大利快枪被缴一百余枝。因城万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军队临阵，进退艰难；而民军多为本地人民，蚕丛鸟道，莫不熟悉，故每次激战，皆获胜利。驻军廖师，实难对付。击之无法，剿又无踪，但又随时随地发生警电。堂堂一陆军上校率千余精锐，如狼似虎，竟为数千揭竿而起的红脚杆农民玩弄掌上，欲左则左，欲右则右，朝东暮西，疲于奔命。不禁怒发三千丈，毁烧民房四百余家以泄其愤。那知毁烧各家，早已逃之夭夭，落了一个大空。但此举以后，人民团结益坚，与驻军相距益远，所有两县一切款项，军方不能收取分文，即使官所派定某场若干，某镇若干，而收款委员亦不敢轻易前往。”

　　李家俊起义后之声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刘存厚两次失利，大惊失色，下令两路围剿：一路由驻宣汉之二师吴建臣团由宣汉北上；一路仍令廖雨辰由万源东下。李家俊深知敌强我弱，必须慎重从事。10月上旬，即派胡洪疆化名刘碧天，绕道赴重庆找省委。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军委书记李呜珂获悉，即商定派江巴兵委书记文强(化名李哲生)同留苏学生王国梁一道，赴城万革命根据地加强领导。李家俊得到省委支持，精神大振。在县农会的基础上，又组成宣、达、城、万四县行动委员会和城万红军总指挥部。由李哲生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李家俊任付书记兼城万红军总指挥。徐允士为军事参谋长，吴会治为第一支队长，胡洪疆为第二支队长，戴重、王国梁为第三支队长。此时，王维舟在宣汉七里峡策动刘军兵变来归的熊、毛两连人马，也开到革命根据地，游击队发展到两千余人，枪枝八百以上。根据地政权已发展到一个县农会，四个区农会，二十三个场农会。土地包括万源东部，城口西南部，宣汉北部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在五万以上。不久李家俊即被省委任命为“四川省一路红军游击队”司令员。

　　驻宣汉之吴建臣团得到刘存厚手令后，受宠若惊。遂亲率兵马经由固军坝寻找游击军作战。李家俊知敌两路夹击，为各个击破计，先以少许农军出龙潭河行动，以示形于敌，诱敌深入。吴建臣一路之上，未见农军踪影，以为李家俊并无实力。后到龙潭河时，只见山深林茂，河谷纵横，关山十分陡险。欲要作战，未见敌兵；欲要搜山，兵力又十分不足。正在踌躇之际，忽然农军扼住龙潭河出口石门，四面山间又伏兵齐出。吴团被围困在龙潭河这条大口袋里，东冲西撞，被打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归。吴建臣看见搜山不利，即拥重兵进驻井溪坝，以相机“清剿”。井溪坝是一条长河，四面皆山。李家俊见敌进入后，即于大山深处训练队伍，聚积粮草，坚壁清野，与敌周旋。吴建臣求战不得，一住三月。残腊将尽，大雪纷飞，山河皆白，交通不便，给养又十分困难。吴团士兵，生活无着，连烤火柴也没有了。正饥寒间，忽来一位头发蓬松的打柴老农，背着一捆长柴上街叫卖，走到街口，哨兵不让进，但不少士兵争着抢柴取暖。老农半推半就进入兵营，四处张望，探得内外虚实，不一会走了。当天深夜，李家俊带兵五路，进攻井溪，直打得吴建臣惶恐不安。

　　第二天清晨就带领残兵败将，向宣汉官渡场逃走。晚上，又被李家俊派来的胡洪疆支队追及，大战一场。等到刘存厚急电廖雨辰出兵增援时，吴团已大败折回宜汉。吴团惨败后，廖雨辰更不敢轻举妄动。

　　李家俊机智勇敢，胆识过人，善于深入虎穴化装侦察。打井溪后，同志们对他化装老农卖柴，冒险深入敌营提出批评时，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亲眼看一看，比听数十个汇报好得多。”他那深入实际的作风，左右无不敬佩。

　　农军连战皆捷，土气高涨。但兵员长期结集，粮草奇缺，弹械不足。加上作战日久，师劳将骄。一些“反戈”来归的兵丁，更不惯于蔬食草衣，穴居野处。李家俊见此情况，首先加强思想工作，反复讲明大义，军心稍安。过不久，忽有人报：杨森残部侯子俊从开县路过城口，有信来投。一支队吴会治等得此情报，力主前往联系。李家俊鉴于弹械不足，粮草不多，遂同意一支队前往，与侯相见，相机行动，以便扩充实力。不意吴会治等赶到陕南后，反为敌制，致全支队人枪尽失。李家俊闻报，不甚怅然，但已无济于事。为了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于是决定，一、将红军指挥部及县农会机关迁到城(口)、宣(汉)、万（源)边境地区的回龙坝、草场坝，在高山深处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迎击敌人的进攻。二、立即派出吴长才、周德盛等骨干，为宣汉、城口特派员，率领“开方代表”及“技术”老师，向城口、宣汉及开县等边境地区发展。三、调整武装部署：派三支队王国梁南下宣汉，屯兵于白马、峰城之间，相机攻占县城，打倒敌人后方去；派二支队胡洪疆率兵东进，攻占城口，然后扩充根据地，北上巴山作长远打算。李家俊自己则在回龙、草场等处居中策应，往来运筹。四、充分利用刘存厚与王光宗、颜德基的矛盾，发展实力，以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在实施中，王国梁支队向宣汉发展甚力，游击队通过宣汉县境直达到开县的满月槽、白马泉等地，最后回军于白马、峰城之间的大山上与敌战斗。第二支队发展更速，曾经一度攻下城口县城。1930年3月21日《国民公报》以“城口被共军攻下”为题报道：

　　“李家俊率农民数千人进攻城口消息，已详前讯。据记者获悉，李家俊这次率领之农军，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并有共党中坚分子从中鼓励领导，其战斗力盛；加以神兵数百在前冲锋，其势尤不可挡。于昨日(二十日)由神兵先行进城，农民继之，将城口刘耀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击毙。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布土地革命，焚烧契约等共产政策。李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土豪劣绅，则交予农民协会从严处理，其罪恶严重的则处以死刑。”

　　此时，起义军的力量达到高潮。

　　(四)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不久，刘湘、刘存厚串通一气，进行疯狂反扑。刘湘在重庆，先后建立起“清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并于1930年4月逮捕了我省委书记刘愿庵和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刘存厚在打败王光宗、颜德基之后，下令驻宣汉的第二师和驻万源的第三路，以五个团的兵力加上宣汉、万源、城口、开县等四个县的民团，共约万人以上，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在围剿中，采取“剿抚并施”的反动策略，实行“集村制”和“连坐法”，下令在白羊、固军、井溪等地实行普剿普杀。李家俊眼见黑云压城，环境险恶，为鼓舞士气，揭露敌人，防止根据地人民上当，日夜爬山涉水，走村串舍，说服乡亲，教育群众，争取战胜困难，打退敌人的围剿。他曾多次慷慨激昂地向群众讲道：

　　“乡亲们：这次敌人来有硬刀子，有软刀子。硬刀子是杀人放火，软刀子是登记自首。刀子是两把，杀人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上当。革命就要不怕流血，不怕倾家荡产。我的家已倾了，但人还在，就是死了也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总有一天革命要成功。

　　义军和农民听了，个个点头道是。尽管刘存厚、廖雨辰等大军压境，步步为营，在固军、白羊等地屠杀人民上千人，李家俊所在的厚坪，一个早上即被杀一百三十六口，但人民依然坚持战斗。二、三支队的七八百农民武装，依然在城口、宣汉的大山密林中，整装严守，待令出击。大家一致决定：没有李家俊的命令，我们决不放下武器，放弃斗争。在李家俊组织下，斗争又坚持了几个月。

　　刘愿庵、李鸣珂等牺牲后，省委为了增强力量，决定调李家俊到省委工作。他走后不久，城口万源红军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弹械粮草又十分困难，虽经数次血战，仍无法打破包围。敌人又惨无人道地到处屠杀，尸横遍野，人民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5月以后，胡共疆、徐允士、戴重等领导同志也先后牺牲。起义遂于1930年7月失败。

　　李家俊到省委后，很快地与省军委秘书刘人奎、新任省军委书记袁乃文和江津地下党的同志贺竟华等接上关系，并于1930年8月参加了省“临委”程子健召开的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和行委委员会，以行动委员身份参与讨论制定了四川地下党的行动计划。当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全国，四川各地开展“不停顿的”武装斗争。军阀刘湘为了保住地盘，称霸四川，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疯狂破坏党的组织。李家俊身居虎口，英勇无畏。在省委的领导下，他以重庆为中心，先后在江津、合川、忠县、长寿等地策动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几次暴动，均遭失败。1931年春，省委迁成都后，李家俊正式担任川东军委书记，负责领导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各地军事武装工作。同年8月，改任江巴中心县委军支书记。尽管当时重庆敌人强大，特务横行，叛徒不断出现，环境十分险恶，生命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是，李家俊赤胆忠心，继续信心百倍地活跃在敌人的统治中心。在斗争中，他英勇机智，神出鬼没，善于化装，巧于应变。有时身穿长衫，手捧水烟袋，满面胡须，斯斯文文的象个医生，自称“何胡子”，有时头戴礼帽，脚蹬皮靴，身穿西服，手拄文明棍，象个达官贵人，自称“李治安”；有时化装成教员或学生，自称“陈国太”；有时又装作工人农民，又叫“刘柏华”。由于行动多变，出没难测，衣着变换无常，随时又妙计横生，所以刘湘的军、政、警、宪、特和叛徒虽多如牛毛，他仍然纵横自如，行动无阻，在虎口狼窝里，与敌周旋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刘湘哀叹道：“共产党神出鬼没，真正厉害!”

　　在城万起义失败时，就有人劝李家俊：“大势已去，不要再干了，随便找点事干，都不愁穿衣吃饭”。他听了，毫不动摇。到重庆后，有的人说他“是去冒险”、“是梦想家”。他对这些，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则细心讲解、耐心说服。在重庆与敌周旋一年以后，他信心更足，意志更坚，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31年6月9日，他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告诉你的就是我的目前仍与我的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政变，除了年龄加大，胡须加长，面色加黑而外。我是一个“梦想家”，这是许多人给的称号。但是，我并不以为是在做梦，我以为我的生活是完全真实的。所以我现在仍是向着我的“梦境”走去！我总觉得我的希望是很快可以达到的呢！”

　　当亲人谈到家庭问题时，李家俊说，“家庭状况，我深不愿多说。因为家是因我而败，我无法维持父母及小妹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又何敢提家事。但是我一念及目前与我们受同等煎熬的当亦不在少数，所以也就只好比较安心地做我所应做的事而无所动心”。他这种为党为国为人民，公而忘私的高贵品格，光照日月感人肺腑。

　　不幸，1931年10月26日，李家俊从合川回家，路过重庆存心堂街，突然被叛徒刘文达发觉；转到五福街口，又遭军阀独立团的反动分子吴洪春、王全兴等拦截落入了魔掌。

　　李家俊在被捕过程中，完全表现了共产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和高贵品质。原来1931年8月的一天，江巴中心县委正在一个茶馆开会，参加的有组织部长杨伦杰等人。杨原在川西特委工作，来重庆不久，被敌人发觉。这天正开会时，叛徒刘文达带领侦缉队员一拥而上。李家俊医生打扮，坐在一旁，敌人不曾发觉。他急中生智，随手将茶桌上面的许多麻钱和铜钱抓起来，劈头劈脑地向敌人打去，以掩护杨伦杰逃走。那知特务人多眼快，不仅当场抓了杨，也盯住了他的面貌特征。从此叛徒特务到处公开叫嚣“要抓李家俊”。在这样情况下，他无丝毫畏惧，积极组织力量给杨伦杰报仇。几天以后，他带领锄奸队员在菜园坝将参与逮捕杨伦杰的钟某抓住，当场宣布罪状处死。10月中旬，为了保全组织，掩护同志，他又赴合川、铜梁等地传达消息，收清文件，部署任务。不意回渝，又遇叛徒刘文达。刘知自己不是李家俊的对手，马上大呼：“抓共产党”！李家俊闻声见势，转身便跑，边跑边也大呼：“抓共产党！”意欲乱敌视线，乘机溜走。不意敌人过多，岗哨严密，终于无法脱身。

　　当敌人知道抓住的是李家俊时，高兴不已。刘湘立令押送军部，亲自提讯。提讯前，地下党组织活动刘湘部下陈X，密谋保释，刘湘假惺惺地答应：“只要李家俊输个口，或者写张悔过书、自白书，我就可以放他，而且要官有官做，要钱有钱花！”李家俊听了，冷笑几声，说道：“共产党为国为民干革命，有什么口该输？什么过该悔？他刘湘想我也投降变节，那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刘湘几次更换刑爪牙，严刑拷打。李家俊坚强如钢，誓死不屈。一当昏迷苏醒过来，便又怒发冲冠，破口骂敌。刘湘见他铁石心肠，无可动摇，遂决定杀害。1931年10月29日，李家俊英勇就义于重庆罗家湾，时年仅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