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

蔡畅：首位自觉计划生育的女性，生一女，丈夫宠53年，官至副国级

1975年1月9日，北京的早晨异常的寒冷，已近古稀之年的蔡畅因为感冒发烧不得不躺在家里休息，这时，突然电话铃响，她头昏沉沉地爬起来拿起了电话，来电是北京医院的主治医生接，声音很急促让她火速赶往医院。蔡畅放下电话，腿脚莫名地发抖，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她立马强撑着未病愈的身体飞快地冲出了家门。

来到医院，她一见到丈夫的主治医生立即问到：“怎么了，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医生一见到她，难过地低下了头，半晌未敢言语。这时，邓小平走了过来，握着蔡畅的手伤心地说道：“大姐，节哀。”

蔡畅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位已经陪伴她走过53年风风雨雨的丈夫李富春就这样离开了，前几天他还在医院的病床上笑着跟她说：“你看我好多了，你放心，马克思还没有给我下请帖呢。”就是听了他这些话，她因为全国四届人大的工作要忙，又遇上严重的感冒，为了不传染患有癌症的丈夫，才在家休养，准备等感冒好些了再来医院陪他。

才短短几天时间，李富春病情突变恶化，他又不让主治医生通知她，就这样错过了生前的最后一面。

蔡畅强忍着悲痛掀开了盖在李富春身上的白布单，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窝。

人世间最让人锥心痛苦的，莫过于眼睁睁地看见相守一生的至爱离去却无能为力。

蔡畅和李富春同年同月出生，都是湖南人，又同在五四运动后前往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他们在那里相遇、相爱、相伴，她为他生下独生女儿，他宠她敬她尊重她的一切决定，甚至包括她生下女儿后不再生养做结扎的决定。他们一起入党，一起干革命，一起在白色恐慌下坚持救国救民的道路，一起走过艰难的万里长征，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兢兢业业，一起拥抱苦与甜、酸与辣、战火与生死……

晚年蔡畅与富春

一生只育一名女儿，恩爱如初53年，这样的夫妻，在那样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女性地位较低，男人拥有三妻四妾，视传宗接代为大孝的年代，其稀缺性不言而喻。而李富春却给了妻子百分百的支持，从无一句怨言，单凭这一点，足以窥见二人的感情绝非一般。

1919年12月25日，距离新年还有5日，上海外港杨树浦码头上19岁的蔡畅拎着一个箱子，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54岁的小脚老太，那是她的母亲，旁边一位头发中分的男青年是她的三哥蔡和森，他一边拖着行李，一边引路。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踏上开往法国的邮轮。

站在邮轮，望向码头那边的祖国，蔡畅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期盼完全胜过了离开祖国的忧愁。她和母亲、三哥就这样开启了一家三口跌宕起伏的求学救国之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蔡畅而言，相对于充满未知的生活，她更害怕在无知当中消耗毕生。

这样的蔡畅无疑是积极的、向上的、充满反抗的，当然，这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蔡畅6岁那年，家里人安排要给她缠脚，她坚决和家人抗议，哭得撕心裂肺不愿受这种痛。母亲在心软了，三哥蔡和森看不下去了，在他的帮助下蔡畅的反抗取得了胜利；15岁那年，她又被父亲逼婚，让她嫁给一位地主人家的儿子，蔡畅打死不从，她所言要自由婚姻绝不屈从于这种旧式的包办婚姻。开明的母亲坚定地站在了她这一边，惹得父亲拿着菜刀追着砍她。

尽管后来，母亲没有大碍。但是，家里蔡畅是呆不下去了，除非她嫁人，就在她觉得走投无路之际，三哥蔡和森出现了，他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了那个封建家庭，来到了长沙。逃婚、远行、求学，这是一条让蔡畅看得见曙光的路。

葛健豪

来到长沙后，蔡畅考入周南女子学校，思想前卫的母亲也和她一样，离家、求学，一年后，母女二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忧虑，蔡和森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文史专科。一家人都无收入，每日的开销必须都要用到钱，这可愁人。

幸好蔡畅在周南女子学校表现优秀，得老师赏识。毕业后，她获得了一份周南附小的教职工作，每月收入有8块大洋，就是靠着这8块大洋，让16岁的蔡畅不仅养活了自己，还为母亲和哥哥，保障了基本的生存。这份经历，给她带来了成就感，让她很是自豪，也让她对生活更有担当，性格历练得更加沉稳，思想愈发成熟。

也是从那以后，蔡畅在朦胧的意识中，有了新的体会。她觉得女性要活得幸福，先要“经济独立”。同时，她的婚姻观也发生了改变，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冲破封建旧式婚姻，实现婚姻自由的想法。

1920年1月30日，蔡畅和她的母亲、哥哥漂洋过海，途经香港，历时三十多天终于到达法国名港马赛。由此，开始了一家三口留法生活。

由于留学期间发放的生活非常有限，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他们一家在巴黎南边的小城蒙达尼落脚，蔡畅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一边补习法文，一边到附近的豆腐公司做工。第一年，尚有三哥蔡和森这个“主心骨”为一家人出谋划策，到了第二年年底，因为留学生反抗北洋政府对留法生的迫害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蔡和森和许多留学生被遣返回国。

就剩下蔡畅与年过半百的母亲了，而这时，北洋政府又断掉了他们有限的生活费。突来的变故，让蔡畅不得不多方寻找生存之道。

她开始找更多能赚钱的工作，电灯厂、胶鞋厂她都去做过工，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剥削严重，通常，她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的苦工，换来的，不过是十分微薄的薪水。即使如此，没有让蔡畅放弃，她一边做工，一边利用业余的时间学习马列著作，还担负起中共旅法小组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蔡畅喜欢广交朋友，她不仅结识了很多进步人士，还与加香(后为法共领导人)、胡志明(后为越共领导人)认识并成为朋友，和他们还结成了终身友谊。

与此同时，在同一片天空下，青年才俊李富春也在法国勤工俭学。和蔡畅一样，李富春为了生存与学习，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非常能吃苦。他一边深入法国社会的底层生活，一边将所见所闻所历写成小说，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以及调查报告《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

1922年6月，蔡畅在赵世炎、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方便工作，蔡畅搬到了巴黎，白天，她做工养家，晚上做青年团的宣传工作。

当时，社会青年团办了一本月刊《少年》，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都是这本刊物的编辑，蔡畅经常来这里，因此，与李富春相识。

在频繁的接触后，经过互相了解，二人惊喜地发现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出生，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很多政治洞见与社会现象、革命理想都惊人的相似。这样的缘分让二人越走越近，不久后，这对爱国忧民、追求新思潮的热血青年相爱了。

1923年3月的一天，蔡畅和李富春这对有情人穿戴一新地走进了一间咖啡店，在他们早已预定好的位置上，邓小平已经恭候多时。一见这对有情人，他便笑着说：“今天，我给你们俩证婚喽。”

没有婚礼仪式，没有繁文缛节，蔡畅和李富春在邓小平的见证下，喝下了一杯红酒，结为夫妻，这一结便是一世。

那个时候的爱情也真的很纯粹，不需要外在的物质，也没有商业氛围浓厚的生活仪式感，就只是单纯彼此坚定地认定对方、相爱相守，你想着我，我尊重你，一起抱着同样的生活愿望携手向前。

青年李富春与蔡畅

法国的女性解放意识相对较早，蔡畅也受到影响，相对从前的束手束脚，来到法国后，她真的实现了婚姻自由。她和李富春志同道合，琴瑟和鸣，不用受任何的约束，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们被当地表达情感的方式感染，一直落落大方地保持了法式拥抱接吻的习惯。

还有一个关于这对情侣值得一提的点，就是他们对彼此的称呼，因为蔡畅比李富春大上几天，从认识之初，他便亲切地叫蔡畅为“大姐”，而这个特别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

蔡畅一直称丈夫为“富春”。有意思的是，“大姐”这个称呼从夫妻间外延到了同期的留学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也都和李富春一样，称蔡畅为“大姐”。

称呼就是一个称呼，不影响任何。

婚后没有多久，蔡畅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在母亲的提醒下她才得知自己已经怀孕。这让她有些苦恼，曾经和李富春商量过，为了革命工作，先暂时不要孩子，面对这个意外出现的小生命，蔡畅再三考虑提出了流产的决定，此举让母亲葛健豪坚决反对。这事就拖了下来，到了四个月，肚子里的小宝宝出现了胎动，蔡畅自己也舍不得了。

1924年春，24岁的蔡畅挺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葛健豪踮着一双小脚忙上忙下帮她办理了剖腹产手续。当天，蔡畅剖腹产生下女儿，葛健豪抱着外孙女格外地高兴，她提议给外孙女取名李特特，李富春和蔡畅也觉得爱女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来到人世，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

生下女儿后，蔡畅和李富春商量，目前革命的形势不容乐观，再生孩子的话势必会影响革命工作，她提议做绝育手术。

李富春当然理解爱妻的这般决定，在一番认真思考后，他表示支持妻子的决定。就这样，蔡畅在生下特特这个独生女后，就做了结扎手术，成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自觉地计划生育的女性。

夫妻俩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就决定主动结扎，这在如此重视传宗接代的旧社会堪称传奇。尤其是当时的女性，很多就因为没有生下儿子，被婆家看不起，被丈夫忽视，而蔡畅此举，则给当时的妇女解放可谓是起到了模范作用。而李富春对于妻子的支持，无疑是一位冲破了旧式观念的楷模。

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整整呆了6年，这6年她收获了爱情，组建了美满幸福的家庭，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尽管身在异国他乡，但她和丈夫没有一刻不在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担忧贡献。

1924年年底，蔡畅在生下女儿后不久，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半年，此时，她与丈夫都已是正式的共产党员。

次年7月8日，国内正处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他们一家人临危受命启程返回国内，8月，他们先是来到了上海中央所在地，蔡畅的三哥蔡和森已经在党中央担负领导工作，一家人在上海进行了短暂的团聚又匆匆离别。

月底，蔡畅和李富春奉命来到国民革命中心广东，与周恩来汇合。不久后，李富春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蔡畅则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的干事，同时，她还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

来到广州后，蔡畅的革命热情无比高，她深入工厂与学校，将自己多年的工厂、农村生活经验投入底层妇女运动。

北伐期间，蔡畅作为唯一的女军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军队一路南下，在一块块的土地上进行宣讲和实践她的妇女解放的理想。

1927年10月，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后，蔡畅一家人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今非昔比，到处都是特务，环境异常险恶，蔡畅与李富春坚持在虎口下作地下工作，为掩人耳目，他们改掉名字，李富春穿上西装成为了一名富商，蔡畅着一袭旗袍成为了一名气质高雅的阔太太，他们住在四马路跑马厅的一个弄堂里，这里，也成了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机关。邓颖超、杨之华等八位姐妹经常出入于她的家里，在一片麻将声中，她们宣布成立女工部部委会。

为了工作需要，他们又从四马路搬到了静安寺的一栋小洋楼里。表面上，光鲜亮丽，实际上，由于经费捉襟见肘，连买菜都得抠抠搜搜。1928年5月，从武汉传来消息，蔡畅的三嫂向警予被捕遇难；1931年6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蔡畅的三哥蔡和森在受尽酷刑后壮烈牺牲……

噩耗一个接一个，让蔡畅悲痛欲绝，从小，只有三哥对她最好，他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的引路人。如今，这座“灯塔”彻底灭了，蔡畅的心空了，但她没有倒下，她擦掉了眼泪，以更坚定的信念投入到了地下斗争。

她意识到了，在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要时时刻刻保持警醒，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大意。那段时期，他们夫妻二人一直坚持将唯一的女儿特特带在身边，为了躲避特务们和叛徒们的盯梢，他们常常搬家，小小年纪的特特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们每搬一次家就得换一个名字。当她向母亲说起这个疑惑时，蔡畅慈爱的笑容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她非常认真地跟爱女说：

“小孩子不能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就得姓什么，要好好记住，千万不能说错了。”

特特从母亲的表情中，读懂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左到右：李富春、蔡畅、邓颖超、周恩

李富春的工作需要时常到外面奔走，蔡畅作为中共的妇女部长有太多工作需要她组织，母亲葛健豪又回到老家去了。年仅四五岁的特特常常被母亲反锁在家里，每次出门前，蔡畅会做好一日三餐，告诉特特午餐是油条，晚餐吃烧饼，每次她出门后，年幼的特特心里害怕极了，每当夜色降临，她总会搬着一个小小的凳子趴在窗户上往外面看，希望在视线里出现爸爸妈妈的影子。

有时候，他们住的房子环境极其简陋，老鼠苍蝇什么都有，特特一个人在家等到晚上，听到老鼠的响动常常被吓得躲进被窝里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蔡畅从外面回来，每每看到熟睡的女儿挂着未干的泪痕，心疼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她在心里默默地说着：

“妈妈对不起你，将来要是革命成功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妈妈再多陪陪你。”

蔡畅原本是一直坚持将女儿带在身边抚养，由于地下组织遭到多次严重的破坏，当生命都有可能遭到威胁之时，女儿的安全问题不得不让她重视起来。尽管百般不舍，最终她还是决定将女儿送到乡下老家，让母亲葛健豪代为抚养。

特特随外婆来到永丰，与表姐刘昂、表弟蔡博隐居乡下，断断续续在那里上了小学、初中。

蔡畅和李富春更加专注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在祖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奋斗的印迹。

1934年，蔡畅随着组织走过了艰难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她全心投入到妇女解放工作中。当新中国成立后，蔡畅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1951年新《婚姻法》颁布，蔡畅在作妇女解放的宣传工作时，倡导女性要独立先要“经济独立”，其次要“精神独立”。为此，在《土地法》出台时，她明确提出未婚女子要分“姑娘田”，出嫁、改嫁还要把自己的土地带走。对于在城市里的女性，她提倡女性也要大力投入到各项生产工作中，于是，大量的女工、女司机、女测量员、女子列车组等层出不穷，这些女性不仅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为自身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与此同时，蔡畅认为，女性要独立，还必须要精神独立。在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无数历史悠久的学校对女性敞开了大门，无数专门为女性开设的学校建立起来，女性在学习科学知识和一技之长之余，收获了底气与自信，也增强了她们做自己命运主人的觉悟。

1953年年底，全国第一次人大代表大会投票开始，蔡畅把参选当成了妇女权利教育的大讲堂。一张“选民证”，成了妇女口中的“当家证”，刚生了孩子的妇女、外嫁的女儿回到娘家、出了远门的老母亲等等等等，都参与到投票中来，女选民投票率高达84%，全国选出各级妇女人大代表达98万人。这次开创性的壮举，使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当家做主”。

中国妇女被轻视和压迫了几千年以来，终于迎来了属于她们的半边天，“男尊女卑”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风俗礼法，自此之后，也得到了逐步的改观。

越来越多穷苦女性走进了学校，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收获了精神独立。她们参与国家建设，为社会作贡献，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价值，她们也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婚姻，过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

当然，这是时代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必然，但是，不得不说，背后推手之一的蔡畅为之起了不小的作用。

戴草帽的女性：蔡畅

在中南海，蔡畅与李富春是一对出了名的模范夫妻，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相亲相爱，互相扶持，连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对他们投来了羡慕的一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李富春作为周总理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又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等职，为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与投产，宵衣旰食，非常忙碌。通常，一进家门，蔡畅见他满脸疲惫，她不会过问国家机密之事，只能心疼地让他要多多注意身体。

在大跃进及自然灾害导致了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李富春痛心疾首，从自身检讨，背负了很重的思想压力，之后，他更加操劳，人越来越消瘦。蔡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知道丈夫患有肺气肿、气管炎等病，牙也不好，为了调养他的身体，她和厨师一起商量，为他调配有营养又可口的饭菜。她知道李富春爱吃红烧肉、红烧猪蹄，她就把这些菜烧得烂熟。到了吃饭时，她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吃完晚饭后，她都要拉着他的手出门散步，而李富春也很知趣，每当出门他都语带诙谐地说：

“走吧，公婆公婆，公不离婆嘛。”

人世间最感动的莫过于，到了年老之时，还能牵着爱人的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李富春很感激妻子做的这些，周围的工作人员见了，对这对革命夫妇的情深意长无不投来敬仰的目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特殊的历史时期拉开大幕，李富春与蔡畅均未幸免，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李富春更是遭到了批斗，此时的李富春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多病缠身，又经受着心灵的伤痛与煎熬，这让蔡畅很是担心她。每当李富春在外面挨批，她在家里也寝食难安，来回踱着步子等待丈夫的归来，一听到丈夫回来的声音，她立马备好热茶迎上去，也不多问，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

李富春通常反过来安慰妻子，说：“你放心的，我挺得住。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不都走过来了嘛。”

蔡畅艰难地露出笑容，继而坚定地说：“对，都会过去的，只要有党和毛主席在，天就塌不下来。”

为了宽慰丈夫，缓解他的抑郁，蔡畅尽拉着丈夫看他喜欢看的球赛，一边看她还一边和丈夫说话，活跃气氛。

197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蔡畅和李富春这对世纪同龄的古稀老人一大早换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和布鞋，在一番洗漱完毕后，他们搀扶着来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树边，照起一张合影，为他们的金婚留作纪念……

自1923年在异国他乡结成伴侣，风风雨雨已经过去了50年……

1975年，病魔夺去了李富春的生命，在丈夫故去后，蔡畅按照他的遗嘱，将二人一辈子的积蓄10万元以党费的形式上交。这笔私人巨资，是他们辛苦攒下来的，平日里，夫妻二人省吃俭用，生活十分朴素，从来不给女儿与外孙们搞任何特殊。

几年后，蔡畅又将存下来的3万元要以同样的方式上交，身边的人劝她给子孙留一点，蔡畅却说：

“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还给党和人民。至于孩子们，他们应该要学会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我们能留给他们的，不应该是金钱，而应该是好的思想与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蔡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晚年，她的长孙跟他们住在一起，夫妻对其很是疼爱，但是，当外长提出来想坐一次他们的专用汽车的愿望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不心疼外孙，只是，他们懂得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满足了孩子们的私欲，就真的是对他们好吗？真的未必，细细品味会发现，蔡畅和李富春对女儿外孙的爱，藏着一种无法言语的“大爱”。

正如他们夫妻间53年恩爱如初的幸福生活一样。蔡畅和李富春的相处中，当然会经历些鸡毛蒜皮的零碎琐事，但是，蔡畅身为一名女性，又不同于一般女性，她自决心参与革命，就身怀妇女解放的理想，这些大爱让她包容了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李富春，也包容着爱妻所有的决定，可谓是实至名归的宠妻暖男。

好的爱情一定是携手向前，共同成长，相互包容与扶持。只是，道理很多人都懂，却真的很少人能如蔡畅与李富春一样能将道理实践得这么通透，这么豁达。

晚年，蔡畅主动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中央委员的职务，在家安心享受了十年的退休时光。1990年9月11日凌晨，这名令人尊敬的红色大姐溘然逝世。

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表示：此生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