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

董其武：国何以往，兵何以为，为了绥远和平终于下定决心

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其武就与共产党有过交往。

且别说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抗日壮举发贺电，送锦旗，就说他跟当时八路军的贺龙师长也有不错的交情。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

14日，在潼关乘火车时，董其武恰好与贺龙将军在同一个车厢，两人就谈了一路。

贺龙笑着对董其武说：“你是110师，我是120师，咱们是兄弟部队呀。”贺龙问董其武家乡何处。

董其武说：“我的家乡是山西龙门县，就是唐朝征东的薛仁贵那个县。”

贺龙笑着说：“好哇，薛仁贵征东，咱们也征东，不过咱们打的是东洋鬼子。”

两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董其武告诉贺龙，说他家里很穷。

因为穷，不得已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别人，自己去当奶妈。

贺龙听了说：“你是穷人出身，应该说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一路上，两人谈得十分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董其武系统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增长了机动灵活作战的知识，当时便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此后，他通过运用灵活战术作战，打了很多胜仗。

这一次的偶然会面，贺龙将军的湘西官话和那爽朗的笑声，给董其武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时，董其武的师部驻离石县的大武镇。

1月20日，董其武邀贺龙访问。

贺龙来到后，董其武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举行欢迎大会。

会上，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我中华民族，我们就要发动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抗击日寇。当前我们国共两党合作，就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保卫我们的家园和祖国，把日本侵略者赶进东洋大海，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晚，董其武与续范亭、程子华还有南汉宸等相陪共同设宴，宴请贺龙。

贺龙风趣地说：“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啊。”

贺龙有一句话是说得没错的，董其武既然是穷苦人家出身，理应为人民的军队效力。

同样的问题，后来则变成了董其武的困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当天，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饱受战乱的百姓们，也该过上太平日子了，不能再开战了。”但是，蒋委员长却让傅作义军队前往接受投降。

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是大青山的游击支队坚持在敌后进行斗争，才有的胜利；如今蒋委员长让我们去，这会打起来。”

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违抗命令，蒋委员长怕是会撤了我的职！”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企图限制以至最后消灭人民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

新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受命调整部队自河套地区东进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占领的地区发动进攻，在几个月时间里，连续打了绥包、集宁、张家口等战役。

董其武作为傅作义备受倚重的将领，每一个战役都参加了。

10月下旬，当包头被八路军攻打告急时，傅作义即令董其武兼任包头城防司令，赴包头指挥作战。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生效前夕，傅作义部主力之一的暂编第三军偷袭卓资山被八路军击败而回，傅作义将该军军长袁庆荣撤职，调董其武赴任。

9月，傅作义奉蒋介石命令组织部队向卓资山、集宁、张家口发动进攻，调董其武部担任主攻。傅作义部占领张家口后，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改为张垣绥靖公署，董其武被任命为张家口警备总司令。

这一时期，董其武虽然带领部队与共产党八路军打了不少仗，但并没有那种带兵杀日寇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反而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思想上也常常感到有一种说不清的迷惘。他原以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从此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没想到内战又打了起来。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傅作义的心腹，他不得不执行命令。其实，他所敬重的老上级傅作义这时思想也处于矛盾之中。傅作义一面追随蒋介石，一面又感到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没有前途。

11月，董其武接任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董其武向傅作义辞行。傅作义表示关心地嘱咐了几句后，忽然问道：“其武，我们是在为谁打仗？”董其武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吗？”傅作义说：“口号是这个，可是，咱们为什么人服务？对哪样的国家负责？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我们有多少好友，都去共产党那里，这是什么道理呢？”一连串的问话引起董其武的深思。

从这次与傅作义的谈话开始，董其武对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考虑多了起来。

目睹抗战胜利后人民反对内战，部队官兵不愿打仗的现实，和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景况，他预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会长久，而他本人则又感到无奈。

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被迫卷进了内战的漩涡。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

1948年8月，杨成武带兵前往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退。后来，这也成了 “绥远和平起义”的机遇。

1948年秋至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

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的董其武，经常收听新华社广播的董其武，每次听到国民党军溃败、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思想上都不由得为之震动。

尤其是在1948年11月初东北解放之后，东北解放军迅速入关包围了平津，又于12月下旬歼灭了傅作义的主力，解放张家口，全歼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〇五军，更使董其武为傅作义忧虑，也为绥远的前途担心。

董其武根据自己对形势分析和对傅作义的了解，判断傅作义与解放军在北平硬打或突围南下，或向绥远西撤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与共产党讲和。

至于绥远的前途，董其武知道傅作义会有所考虑，而他自己则决心紧跟傅作义，傅作义走什么路，他就走什么路。

1949年1月21日，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与傅作义成功达成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消息，又惊又喜，同时又十分不解：“傅作义是在绥远起的家，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就放弃我们了吗？”他马上就坐飞机前往北平找傅作义。

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说：“北平的情况得和你说一说。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我们和共产党打了那么久的仗，不理解的人，随时会打死我；二是，北平的特务很多，他们也有可能会暗害我；三是，咱们内部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这个情况下的决定。

我也能走，蒋介石先后派了很多人来劝我撤退。

美国也派过人来北平，劝我接受美援，不过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我们中国人自己办就行了。”

傅作义紧接着对董其武说，“现在是人心所向，任何力量也别想阻拦。”

董其武其实也明白这些道理，他关心的是绥远的问题如何解决，急切地问道：“既然如此，条文里怎么没有说到绥远呢？”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董其武眼巴巴地盯着傅作义说：“我跟您多年，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能拖延，要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头表示同意，又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几句话就能成的，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和大家说清，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问题就基本上有了结果，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