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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

职务: 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 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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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914.11.15   逝世日期:1999.2.3

详细事迹

余秋里:“新式整军运动”的诉苦与“三查”



发表时间:2018-11-15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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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保存

 

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的一个创举。开展这一运动,并无现成的经验,很多具体做法和经验都是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创造的。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群众的情绪、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为推动该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深入基层,发现成功经验

1947年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第二次榆林作战后,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提高官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和战斗积极性,司令员彭德怀在野司党委会上决定从严整顿部队。会后,时任一纵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便下到了连队基层,找战士座谈、找干部开会。在七一四团,余秋里发现二营教导员夏伟摸索出了一些提高“解放战士”(指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战士)觉悟的成功经验。

当时,二营补进了一批“解放战士”。开始,他们不服气,说解放军“打仗不正规”,还经常和其他战士发生争执。夏伟从关心、爱护入手,不断问寒问暖。行军时,安排班、排干部和老战士替新战士和“解放战士”背枪;宿营时替他们放哨站岗……种种举措,使“解放战士”很受感动。

夏伟还在全营搞了国共两军对比教育。通过对比,大批“解放战士”迅速改变了立场,同其他战士的关系密切了。在驰骋晋绥和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大批“解放战士”英勇杀敌,立了功、受了奖。

 

树立典型,开展诉苦、“三查”

余秋里和旅长黄新廷研究决定,利用冬季战斗的间隙进行一次整训。余秋里要七一四团先行一步。他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他说,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冬季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的觉悟为重点。借鉴二营的经验,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进行新旧军队对比,在“诉苦”的基础上,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进一步解决少数干部和战士思想不坚定、斗志不强的问题。

诉苦开始后,七一四团二营四连出现了一个典型事件。

一天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解放战士”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路新理是蟠龙之战后被“解放”的,怪话怪事不断,人们叫他“罗克兵”。查铺的指导员发现后,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谁知他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停住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在土坎上,点燃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三个头,叫一声“娘!”就开始说话,说着说着就成了哭诉。指导员慢慢听明白了———原来路新理听了别人诉苦,顾虑自己是俘虏兵,平时又爱发牢骚、讲怪话,怕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得不到同志们的理解和同情,这才跑到野外来哭的。他在向死去的亲娘诉说自己的伤心事。听着听着,指导员的心也酸了,和路新理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上台诉说自己的遭遇。他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他稍大点儿也帮着打短工,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后来父亲被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领着妹妹来到晋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在盐场干活,没有防护鞋,双脚被盐卤汁蚀烂,疼痛难忍。但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他就咬着牙硬撑。后来,母亲病饿交加,也离开了人世。他没钱埋葬,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还是一起逃难来的乡亲们凑钱帮忙,才让母亲草草入了土。

母亲死后,他每天带着9岁的妹妹伏在母亲坟头上哭。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到盐场抓兵,把他抓走了。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了……路新理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号啕大哭起来。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解放过来以后,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我不愿当兵,天天想我那苦命的妹妹。现在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他拿起手中的枪,将枪托猛地向地上一捣说:“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我的亲人报仇。”

典型的力量是巨大的。余秋里把七一四团二营的经验在全旅推广后,三五八旅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也都有自己的典型和创造。

七一六团团直属通信连出了个典型人物于德水。他是“解放战士”,既受地主剥削,又受旧军队的欺压。他的诉苦感动了全连、全团。后来他还成了战斗英雄。通信连还创造了算账的办法,不仅倒苦水,而且找苦源、挖苦根,通过说理、算账,引导干部战士把个人和家庭的苦难遭遇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与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使战士们搞清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增强了斗志。

在七一五团,余秋里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诉、查结合,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他们认为诉苦是开展“三查”的基础,“三查”是诉苦的继续。不搞诉苦教育或诉苦搞得不充分就进行“三查”,不是查不起来,就是深入不下去。诉苦搞得越深入,“三查”就越有基础。“三查”是把阶级觉悟转化为战斗力的关键环节。

 

彭德怀高度重视

三五八旅把开展诉苦、“三查”活动的简报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后,立即引起了彭德怀的极大关注。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最近,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解放区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极大热情。那么,军队该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彭德怀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深入到三五八旅,亲自听取各团政委、主任的汇报,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还参加了诉苦大会。

当听到七一六团通信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德水的悲惨遭遇时,彭德怀扭过头来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彭德怀回去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全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就此广泛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定名“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告诉余秋里:“毛主席要接见你,要了解部队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听他谈诉苦、“三查”的情况。余秋里讲了路新理等“解放战士”的转变情况,他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分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听完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第二天,余秋里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用鲜活的事例引出了这次诉苦与“三查”的原则和方法,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杨家沟会议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随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经过诉苦、“三查”,解放军的军内外团结得到增强,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1948年3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著名的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第29军,毙伤俘敌近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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