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 沈飞德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回顾历史,他既具有胸怀天下的政治品格,又有处理家国关系的政治智慧,以及讲情、崇理、尚法的个人素养。面向未来,他的家国情怀闪现着穿越时空的光芒,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更值得每一位有家庭观念和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学习。
三份遗嘱呼喊“救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用了三个“伟大”来评价孙中山先生,那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孙中山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振兴中华”“天下为公”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也是一生身体力行的原则。同时,他的名言还有“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以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等。
今天我们缅怀孙中山,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更关键的是,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有着积极的当代价值。
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热爱祖国、献身理想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胸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孙中山是广东人,出生在今天的中山市,但他与上海渊源颇深,前后将近30次来到上海,上海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与宋庆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定居在上海,地点就是现在的香山路故居。
上海还保留了许多与孙中山有关的痕迹。除了香山路故居,还有众所熟知的中山路,还有中山医院……
何为家国情怀?“家”很好理解,一般是指家乡、家庭、家属,“国”特指国家、国民、民族。“家国情怀”是指一个人对待家和国基本的态度、观念、方法和感情,以及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合乎情、理、法的人生态度、理想信念与崇高品格。
孙中山的家国情怀,具体表现为热诚爱国、眷恋家庭、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关爱儿女,珍惜自己的家庭和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并不遗余力地倡导、践行“天下为公”理念。这份胸怀天下、忧国不忘家的家国情怀,在其去世前的三封遗嘱中有所表现:一份叫《国事遗嘱》,谈国家的伟大事业;另一份叫《家事遗嘱》,是给家人的;还有一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叫《致苏联政府遗书》。
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孙中山希望国民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富强的过程中,能与苏联的同志携手合作。其中有段话非常感人:“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可以说,孙中山用最后一丝力气在反复地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公私分明 艰难筹款送亲人
孙中山的母亲坚强、勤劳、正直、尚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里里外外支撑着孙家。
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母亲,便只能将重任托付给他的大哥、檀香山富甲一方的孙眉等人。
事实上,孙中山读到大学毕业、家里造新房等所有家庭开销,都是依靠孙眉;孙中山投身革命,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这位大哥。
不过,1906年,孙眉因为长期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疏于经营管理,导致原来经营的农牧场破产。到1907年的秋天,孙眉不得不带着老母,还有弟媳卢慕贞和两个孩子回到香港九龙,过起了平民生活。但是,孙眉的妻儿等人还在美国。
1910年4月8日,孙中山母亲病危。孙眉没有多余的钱了,不得不致电弟弟,要求汇款来接济。孙中山知道大哥要求汇款一定是万不得已,便赶紧筹集1000元港币汇去,又按照大哥的嘱托,催促迟疑不决的侄儿带着在美国的家人赶回香港,甚至不惜给予种种许诺,可谓用心良苦。
在信中,孙中山言辞恳切地说:“因为祖母病危,希望你们赶快动身,不要延误,希望在祖母去世之前能够看到你们。千万不要让你的祖母、父亲和叔叔失望。叔叔已经费尽心力筹到五百块钱,你用此款,希望能够赶快从美国搭轮船回来。”
为了进一步打消侄儿的顾虑,孙中山又说:“你的父亲在香港置有田产,生活过得舒适,叔叔不久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购买一栋宽敞舒适的房子,使得你们全家团聚。”他甚至许诺:“倘你抵香港后,叔亦当尽力使汝升学香港大学,续作医药研究,速遵叔命,切切毋违为要。”
孙中山对侄儿的这些话说得很透彻,但仍然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孙中山又给侄儿的妻子写信,要求侄媳妇促使丈夫尽快起程。第二天,孙中山又给侄儿汇了一笔款,并给侄儿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收到钱后赶快带着家人回到香港。
但是,侄儿收到钱后,还是以钱款不足为理由,迟迟不予动身。之后,孙中山在信中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难处以及对结果的失望,同时说目前没有能力再给他汇300元,或许以后会有办法。
孙中山给侄儿筹到500元已是费劲心力,又说再筹300元一时无望。为什么会如此费口舌呢?原来,孙中山历来公私分明,否则从募集而来的数以万计革命经费中挪用区区几百元钱,并不是什么难事。
1910年7月上旬,孙中山从美国转道日本赴南洋,途经香港时本想登岸看望老母亲。不料,香港当局禁止他登岸。于是,他只得请人把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接到船上相见。
不久,老母亲在香港九龙病逝,享年83岁。此时,孙中山正在赶往南洋的途中,根本不可能再回来。即使回来,也无法登岸。据说,他用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为国家,天涯海角。生不侍药,死不凭棺。虽非我故,我则何安。”
任人唯贤 坚拒兄长当都督
孙中山胸怀天下、任人唯贤、大公无私。
孙眉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关键人物,被誉为反清革命的财政部长、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有人甚至说:没有孙眉,就没有孙中山。可见,在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事业中,孙眉的作用、地位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恰恰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极力劝说孙眉放弃谋求广东都督的职位,更显得难能可贵。
早在1911年底,孙中山就劝说孙眉不要从政。1912年1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时候,广东都督陈炯明扬言辞职;广东党政各界各自推荐都督人选,其中推荐孙眉的人最多。
当时,孙眉也准备从澳门到南京去见见弟弟。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对革命的功劳非常大,“做一个广东都督,是绰绰有余”;另外一方面,也出于对家乡安宁和国家大局的考虑,需要征询弟弟的看法。
但那个时候,袁世凯在北京代表北洋政府,孙中山先生代表国民政府,正处于议和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公务非常繁忙,拜访他的人都要等秘书安排。
等见到弟弟的时候,孙眉一肚子的委屈需要诉说。孙中山耐心地听了哥哥的想法,但还是劝他不要干预政事:“你还是不适合从政,你应该做自己的事情。”这话令孙眉非常失望。最后,他只能憋着一肚子的气离开了南京。
孙眉离开南京之后,推荐他当广东都督的函电,仍然不断地出现在孙中山的眼前。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原则。在他看来,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稳定与否关系南北议和的成败,选好广东都督是非常关键的。
后来,孙中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发电报给广东各界团体和报馆,同时也发电报给孙眉。
给广东各界的电报中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
给孙眉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
此外,在给其他人的电报中,孙中山同样恳切地表示:“家兄之事,文期期以为不可。”甚至,孙中山还电请大哥不要待在广州。
最后,直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都始终没有让孙眉进入政坛。
纪律严明 督促侄儿解散部队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侄儿孙昌回到澳门。先在警察厅工作,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积极反袁,孙昌响应号召在家乡举兵讨袁。但是,由于孙昌的一些部下背着他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一些受害人气愤地写信给在上海的孙中山,反映孙昌的部下扰及乡里的不良行为。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下令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这道命令发出前三天,他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孙昌,要求侄儿遣散所部。
孙中山说:“听说你在家乡举兵讨袁,对家乡有很多的骚扰,以至父老乡亲怨言很多。在袁世凯称帝没死的时候,大家为保护共和成果,都有讨袁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损害父老乡亲的事,还可以原谅。但今天袁世凯这个欺国大盗已经死了,你应该解甲归田,不能继续做有损家乡父老的事,才可表现出你的大公无私,否则就难以避免父老乡亲的责难。希望你看到我这封信后,一定要立即将你的部队全部解散,并且将从各乡征来的枪械器物全部还给原主。”
孙中山考虑得很周到,他继续说:“你解散部队,要给解散费。我今天委托唐少川先生派专人回乡与父老乡亲协商。”
这里,孙中山没有说跟侄儿商量之类的话,而是说由唐少川跟父老乡亲协商。“你必须要听从大家的决定,绝不可找什么理由来拖延拒绝,否则你叔叔只有不顾你的脸面,让乡中父老依法处置你。到那时我担心你就没有容身的地方了。”这句话讲得非常重。
他又说:“你一定要好好思量,谨慎从事,千万不能胡来。请你不要违抗你叔叔的命令。”这话讲得掷地有声,最后落款“孙文亲笔”。
孙昌见过世面、知书懂法,在收到叔叔的信后,深知所言有理,自己部下的所作所为极为不妥,便立即按照要求把部队遣散了。
从孙中山的这封信来看,在攸关家乡和国家的大事上,他一贯是非分明、秉公处理、毫不含糊。即使牵扯到至亲,也没有丝毫袒护之意,真正践行了“天下为公”的理念。
后来,“辫子大帅”张勋又搞复辟。孙中山号召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并将孙昌招致麾下。可见,孙昌还是很有才华的。不幸的是,孙昌有一次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孙昌牺牲之后,孙中山非常哀伤,亲笔书写“为国捐躯”的挽匾悼念,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在广州黄埔公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