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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堂

职务: 副营长

家庭地址: 安县曲山镇

出生日期:1912   逝世日期:1992

详细事迹

“七七”事变爆发,战争打起来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曲山镇沸腾起来,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救亡运动,抗战歌曲此起彼伏。就是镇上的小学生上课前,每天也必须喊着自已的名字,集体列队晨呼: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吗?”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华北吗?”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在屠杀我国同胞吗?”

“不敢忘,不敢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偏远山区的黄泥巴脚杆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现在却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四万万五千万颗跳动着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全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这镇上有一王姓人家,先还较为殷实,后即败落。其子王建堂,先在镇上读私塾,后外出上中学。在抗战开始时二十五岁,在镇上教小学或在民众教育馆作事。

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青人的心。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杀敌,意志坚决,无可动摇。百十个人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当时曲山镇归安县管辖)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百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驻在大安游艺场(即今安县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当时的四川,这类请缨杀敌,慷慨从戎的事例极多,王建堂的事照例也算不得突出,用不着大书特书。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令人感动的事情还发生在后面。

就在“义勇队”在安县快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大约是一九四零年,王建堂在担任排长时(注:由于王建堂带领了一百多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从军,所以他从参军之日起便是见习排长。),奉命带领本排人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县城,向驻守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夜袭成功。尔后日军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增派一连人由王建堂指挥。双方激战一昼夜,敌军失败、伤亡过百,而我军仅负伤二人。

由于此次战斗王建堂机智勇猛、指挥有方,长官部特授予他甲级勋章一枚。后来他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时倍感荣光,并自豪地说:“我当年当排长时就指挥过十二个班,比连长还关火!”。

带缺的银元

王建堂在当连副(相当于副连长)时,分管连里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似这枚废银元无任何用处,又舍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所在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不停地成个成片地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他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肯定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我军终于夺下了敌军阵地,取得了战斗胜利。这时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剧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且还有些疼痛。他急忙喊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伤。

洞庭湖阻击战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秋天,已经是连长的王建堂,随部队驻扎在洞庭湖岸边。因为日军一时缺乏先进的渡水交通工具,因此不敢贸然强渡洞庭湖,双方在湖两岸相持下来。我军利用这段时间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日军却在这一时间调来了先进的渡水工具——钢艇。

这日黄昏,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分别乘坐多艘钢艇,向王建堂所在连的防御阵地方向快速驶来。王建堂指挥全连,向敌军猛烈开火。由于钢艇十分坚固,且在湖中航行速度非常快,因此日军在湖中并未受到多大损伤。但当日军登陆后,开阔的滩涂使之毫无隐蔽之处,日军完全暴露在我军强大的火力之下。喊声、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直到最后完全停止。随着曙光升起,滩涂上到处横七竖八地摆着一大片日军尸体。

此次战斗,王建堂率领所在连取得重大胜利,共歼敌一百多人;缴获钢艇三艘,而我军伤亡甚小。为此,战区长官部再次授予王建堂甲级勋章一枚。

马鞍山脊遇险

还是在王建堂任连长时的一个酷暑难当的夏天。一日,据可靠情报,一股日军向我防区进犯。团部命令王建堂及所在连为先头部队先前阻击,阻击阵地在日军必经的一个马鞍形的山脊上,据我军营地约二十多华里。据情报分析,日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远于我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且都是上山小路,因此我军有很充裕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于是王建堂带领部队向马鞍山脊出发了。基于敌军距离较远,加之烈日当头,他在行军和部署上有些轻敌。首先他未派“尖兵”在前面搜索前进;再者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脱掉上衣、裸露上身,将手枪单跨在右肩,左手挽着衣服,未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他一边哼着川剧,一边带领部队向山脊爬去。说也凑巧,他前脚一步刚踏上山脊,突然眼前山脊的另一边冒出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来,日军大喊一声:“呀——噗嗤!”,三只上着刺刀的枪向王建堂同时刺来。他此时根本反应不及,下意识地喊道:“哎呀、遭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王建堂身后一步紧跟着是一名轻机枪手,此人姓范、山东大个、会武术。范大汉虽然双手端着机枪,但枪口前面是自己的连长,不敢射击。于是他急中生智,在刺刀捅向连长的同时,左脚一个“扫堂腿”朝王建堂下盘扫去,王建堂立即顺着左边山坡倒下。王建堂往左边这一倒,右边两个日军的刺刀便刺空了,左边一个日军的刺刀偏离心脏,刺进了王建堂的右肋。再者,他往左边这一倒,使三个日军完全暴露在范大汉的机枪口下,日军在收回刺刀的同时,范大汉的机枪扫射了,三个日军顿时被消灭。



王建堂身负重伤,被紧急包扎后送往战地医院抢救。其部队迅速在马鞍山脊展开,构筑简易阵地工事。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灭的三个日军外,守了一天一夜,却未见到敌人的影子。

事后部队总结分析得之,原来那三个日军是敌人的“尖兵”,“尖兵”距本部队间尚有一段距离。三个敌“尖兵”与王建堂分别从山脊的两边几乎同步登上山脊,而敌“尖兵”也是事发突然,且几乎与王建堂是零距离相遇,来不及做出射击的各种战术动作,因此就势端起带刺刀的步枪刺向王建堂。而后面的日军部队,听见山脊上的一阵机枪声,则知道必经之路的马鞍山脊已被对方占领,取胜无望,于是便撤回去了。

晚年凄凉

至于王建堂后半生的生活,说起来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时的一封呈《有关负责同志均鉴》信函中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四四军)在成都起义,任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个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三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 呈此 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还没有等到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辞世。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凄凉了。

王建堂无嗣,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这封信和一些有关他的资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为是残渣余孽,世人多避之不及。



王建堂从不在外面摆谈战场上的事,偶尔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说说。他说他一生有五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第二是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第三是在他当排长时,因团长指挥失误,他打了团长一耳光,团长当时要枪毙他,后来师长、军长亲自出马说情,说他杀敌英勇,不能杀,他才死里逃生;第四是他在疗伤期间,到中国文学院学习时,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床,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第五是他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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