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芳

李子芳，1910年5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滨海侨乡永宁岑兜村。父亲李兹螺，早年赴菲律宾做侨工，在码头当搬运工人，后经营小杂货商店。母亲施荷在家乡务农，后患瘟疫过早地离开人世。李子芳8岁时入家乡的银江小学读书，后因父亲经商不幸破产而辍学。不久，父亲又因患重病身亡，年幼的李子芳先去了生活的依靠。为谋生路，1924年，年仅14岁的李子芳被迫随同乡结伴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岷里拉，在一家商店里当学徒。

由于得到亲友帮助，以半工半读的条件进入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不久，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书刊报纸，受到一些进步思潮的影响，随着国内大革命的兴起，他在岷里拉再也呆不住了，遂于1927年初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他开始就读于泉州培元中学，后又转入晋江中学和黎明中学等学校。他专心学习革命理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以及他由南洋带回来的许多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等都是他经常阅读的书籍。

大革命失败后，李子芳不畏风险，继续参加各种形式的学生运动，敢于抨击黑暗，并继续在学校中秘密传播进步书刊。由于以上活动，他被学校当作“过激”分子而推出校门。1931年，只得转人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员。在学校里他仍利用各种方法，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农村贫穷不均、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的罪恶现实，由此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因此只得再次离开。为继续完成学业并寻求进行革命的道路，他来到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南京城内难以安生，于是前往南京中央大学旁听大学课程。以后，再度转回家乡。在那里他结认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开始了专门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

工农红军中的归侨战士后分兵于漳州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部队。李子芳经厦门互济会介绍，由鼓浪屿前往漳州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4军政治部组织部任干事，开始了戎马生涯。同年6月，他随红4军进入江西苏区。12月。红4军政治部改编，他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在中央苏区期间，他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认真完成政治部组织工作各项任务，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不久，他参加了第4次反“围剿”作战。

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33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了第5次反“围剿”作战。在作战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红军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1934苹10月实行长征。李子芳随红1军团行动，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李子芳始终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战胜前进途中的重重困难，并尽力关心和帮助身边其他战友的安危。当时红军减员严重，干部调整变化十分频繁，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卓有成效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部队中各项复杂的组织干部工作。由此成为红1军团政治部中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1936年，他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并被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又不断吞并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2月，中国工农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李子芳即随军东征。5月初，由于国民党军的阻拦，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此后，他又参加了红军西征和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行动。

在红1军团政治机关中，李子芳在各项工作中处处走在前面。一次红1军团组织师以上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由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邓小平同志亲自授课。每次理论考核，均由聂荣臻命题，邓小平评卷。李子芳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十分认真，每次考试他总是与第1师师长陈庆同列第一名，一次考核国际知识，他俩都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到了邓小平给予的最高分，110分。

1937年秋，李子芳人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组成新四军。为充实新四军骨干力量，加强新四军组织建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延安抽调了大批干部南下进入新四军。为此，李子芳也于1937年10月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告别延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地，迅速投入到新四军创建工作中去。

新建立的新四军政治部，由于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主任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担负起筹组政治部的工作。在军首长的领导下，经他的努力工作政治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各部领导机构，都很快建立和完备起来。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他把组织部努力建设成新四军的“干部之家”。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他身为新四军高级干部，但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因此，深得机关人员的尊敬和拥戴。他悉心倾听群众呼声，从不主观主义地给干部乱扣帽子。他生活简朴，喜爱文体活动，军机关的篮球场上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身陷囹圄

抗日战争中期，随着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十分仇视。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酝酿。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其在皖南的军事阴谋活动，中共中央早有察觉并一再指示新四军领导人对此要有所防备。事变发生前，种种迹象表明，对于顽军的突然袭击军部已不能不作准备。

于是，事先军部已安排部分人员提前作安全撤离，转移至江北安全地带。李子芳因阑尾炎刚动过手术，并患有严重肺病，身体十分虚弱。军部决定他提前撤离。然而李子芳认为自己是组织部长，不能离开部队自己先去，于是坚持与部队一同行动，并带领组织部迅速办理了所有先行撤退人员的组织手续，使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得以提前渡江，撤至江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军机关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众的重重包围，在情况异常严重的时候，军首长再次决定李子芳与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先行撤离，但李子芳和朱镜我都毅然坚持不走。李子芳还坚定的表示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在生死关头充分显示出了临危不惧的献身精神。

当反复突围未能奏效后，叶挺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退下来的部队分散突围。他对大家说：“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夺血路而走。”另告诫说，突围出去后，不论情况如何艰难，也不能灰心丧气，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突围部队经数昼夜浴血苦战，弹尽援绝，最后仅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捕。李子芳因身体极为虚弱，行动十分艰难，不幸落入敌手。

李子芳被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很快暴露了组织部长身份。不久他与叶挺军长第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2支队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等高级干部及其六、七百名新四军指战员，一同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

在上饶集中营，李子芳起初被囚禁于国民党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李村的一座牢房中。他的隔壁即关押着叶挺军长。李子芳利用可乘之机与叶挺传递纸条，向叶挺汇报狱中人员情况，并表示了与顽固派斗争到底直到牺牲的坚强决心。由于叶挺当时尚未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当看到李子芳等难友革命到底的坚定决心，受到很大鼓舞。

李子芳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在狱中开展中共党的工作。他积极进行对被俘人员的革命气节教育，特别是对被捕的女同志倍加关怀和鼓励。他要求难友们不要悲观失望，切不能丧失革命的原则立场和气节。他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坚持斗争到底。

为了隔离新四军负责干部与其他人员间的联系，1941年7月，李子芳被转移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李子芳很快设法建立了狱中的秘密中共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他与支部委员黄诚、徐锦树等总结了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他提出要争取进行越狱行动，“设法逃出去，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无法越狱，将斗争到底，准备牺牲。李子芳估计到国民党顽固派不会放过他，而且自己身体又极度虚弱，即使能够越狱也跑不动。所以他十分坦然地对难友们说：“我从被捕开始那一天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可惜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他的言行，深深地感动着并激励着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们。 [2] 

1941年深秋，经李子芳批准，已挖通暗道的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3名新四军难友，先行越狱。他们虽然超出了牢房，但不幸因天黑迷路，最后仍未能逃出虎口。徐锦树不幸牺牲，其余二人被重新投入囚牢。事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张超威逼李子芳承认是越狱事件的指使者。

李子芳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痛斥张超说：“越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也是狱中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意志！今天你们既然不敢公开来审判我们，那么这种监禁就是非法的。因此我们也就有越狱斗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新四军同志在这里受尽了你们的折磨和迫害，老实告诉你，我要不是身体衰弱，也会越狱的。如果这样，那又是谁来指使的呢？”在李子芳这样顶天立地的革命者面前，张超无言以对，只得退出了牢房。

越狱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各种防范措施，并进一步加剧了对新四军战俘的迫害。李子芳和黄诚被加钉了脚镣，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但李子芳仍鼓励难友们“要多想办法，”“只有斗争才是出路”。此后，被囚禁在茅家岭和赤石两地的新四军指战员，成功地进行了越狱暴动，这次暴动给予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对此，李子芳感到无比欣慰，他遥祝难友们早日与自己的部队会合。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大举进攻浙赣地区，并进逼上饶。5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匆忙撤退前，将李子芳、黄诚、廖振文、胡崇德等新四军负责干部就地秘密杀害。就义时，李子芳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