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洪

刘福洪：长空碧血 剑胆柔情

刘福洪。

刘福洪驾驶的伏尔梯-11型轰炸机。

位于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阅读提示

    他，以大无畏精神，穿越千里，轰炸日军机场，返航途中坠机身亡，奏响了气壮山河的抗日强音。

    她，以决然的态度，纵身一跃，跳入滚滚长江，为牺牲的爱人殉情，演绎了一曲动人的爱情悲歌。

    刘福洪，陈影凡。这一对至情至爱的年轻夫妻，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却是成千上万抗日航空烈士的缩影，是中华儿女共同演奏的抗日交响中动人的音符。

    穿越历史的烟云，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知情人的口述中，记者力求为您勾勒一对年轻夫妻的剪影，挖掘深藏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情怀。

    奔 袭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誓词

    1939年2月5日，成都。

    四架伏尔梯—11型轰炸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刘福洪坐在驾驶位上，开始仔细地检查飞机的机械、燃油、电路……

    作为当时中国空军八大队十中队中队长，刘福洪驾驶的是这个四机编队的长机。几分钟过后，他将率领这四架轰炸机，穿过上千公里的距离，执行一次敌后轰炸。

    目标，是位于山西运城的日军机场。

    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冒险突袭。

    “1939年初的时候，是中国空军最虚弱的时期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空军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原主编郭必强说。

    据史料记载，截至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中日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当天，中国空军列编的9个大队零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能升空作战的不足200架，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更无空战经验。

    而对手日本陆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损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

    “八一四”淞沪空战、“武汉空战”、“台儿庄空战”……就在敌我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空军毫不畏惧，殊死搏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

    但毕竟寡不敌众，开战仅半年，中国空军的战机就损失殆尽，面临无机可飞的窘境，整个中国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军手里。

    相比飞机的紧缺，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于，中国战机的通讯导航设备几乎一片空白，也没有地面电台配合。飞机飞上天，天气好还能靠地形地物辨识方向，天气不好，就只能靠罗盘和运气。

    那个时期唯一一次靠电子导航远航出征的战例是1938年5月，中国空军对日本东京的“纸弹”轰炸。但为了那次出征，中国空军曾经在四川秘密训练了数个月，并在东南沿海秘密布设了7部地面导航电台，可即使如此，在整个飞行途中，他们也必须参考上海、宁波等地的民用电台信号来确定飞机的方位。

    更何况，刘福洪率队执行的这次远航轰炸任务，还要穿越敌我双方的多个交战区，穿越制空权在手的日本空军防区和地面防空火力。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这种敌后轰炸任务，是要抱着必死之心的。”郭必强说，“就像笕桥中央航校石碑上刻着的空军誓词那样——‘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家 国

    “三爷爷做的一切，支持他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

    ——刘福洪侄孙刘铭忠

    2015年6月，万全县何家屯村。

    在村委会北面不远，有一排六间正房、两间配房的院落。院落已经破败不堪，房后的土坯墙已经掉落得斑斑驳驳。

    1913年，刘福洪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而这个院落，百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格局。

    “刘福洪，别号范五，22岁，籍贯，察省万全，通讯处，平绥路郭磊庄车站何家屯。”《黄埔军校第九期同学录》上，这样写道。

    “我三爷爷在他18岁的时候，和一个叫刘金章的同乡一起，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后来又一起投考黄埔军校。”刘福洪的侄孙刘铭忠说。

    44岁的刘铭忠，小时候常听长辈讲述刘福洪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其实并不特别详细。

    在刘铭忠的记忆中，自己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三爷爷”那短短一生的经历，足以称得上“传奇”。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刘福洪放弃了正常的学业，考进黄埔军校，紧接着又成为一名空军军人。

    但刘铭忠发现，自己叔祖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变化，发生在1931年之后。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志士仁人、无数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热潮中去。

    刘福洪就是在这一年，投考了黄埔军校，并在毕业后考入位于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

    “第八大队，第十中队，中队长，刘福洪。”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用来收藏保存民国时期档案，在该馆馆藏的第10841号档案《八年抗战空军高级将领暨各部队长名册》中，记者查到了这样的记录。

    在从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后，刘福洪历任侦察第一队飞航员，第十中队分队长、副队长，1936年10月，中国空军统合成立了九个大队外加六个独立中队，刘福洪任第八大队第十中队中队长，军衔升至上尉本级。这也是刘福洪的最后一个职务。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之后，刘福洪多次参加各大战役，一直到执行这一次千里奔袭敌后任务，他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无论是考黄埔，还是考空军，又或者是不停战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祖国的天空中化成最璀璨的彩虹，“我三爷爷做的一切，支撑他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刘铭忠看着西南方向，他的目光，似乎要穿透历史的烟云，定格在70多年前的那一场壮烈的空中突袭。

    那个地方，叫做运城。

    碧 血

    “投下四十余弹；一时浓烟四起，炸毁敌机十余架及敌机场之一切设备。”

    ——《万全县志》

    1939年2月5日，下午4时许，山西运城。

    刘福洪率领的三架轰炸机，出现在运城机场上空。

    运城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金三角中心地带，属于晋南地区。北依吕梁山与临汾接壤，东峙中条山和晋城、河南济源毗邻，西、南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及洛阳隔黄河相望。

    “当时作为打击袭扰中国西北部大后方的前进基地，运城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都是比较高的。”郭必强介绍，1939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国军队经过艰苦抗战，经济、军事力量消耗很大。艰苦抵抗的中国军队，尤其是年轻的中国空军，大多数都要依靠从苏联购进性能有限的飞机，维持最低限度的空中作战能力。

    处于大西北的兰州，就是中国空军接收苏联军援的最重要地点。而处于日军控制下的运城，正是其打击兰州的重要据点——自1939年1月以来，日寇以山西运城为基地，集中飞机40余架，袭击西北各重要城市，阻挠我国内国际运输线。

    持续很长时间的兰州空战，爆发了。

    这也正是尽管危险，中国空军却不得不实施这样一次冒死突击的重要原因！

    刘福洪率领的编队飞行并不顺利，在成都起飞不久，由于飞机性能的差异等种种原因，刚过汉中，分队长李永训驾驶的飞机就因速度过慢脱离编队。最终到达运城的只有三架。每一架飞机上，都携带炸弹20枚。

    刘福洪下令投弹。

    “轰轰轰——”随着一连串的剧烈爆炸，机场一片火海。

    2011年正式出版的《万全县志》记载，此次轰炸“投下四十余弹；一时浓烟四起，炸毁敌机十余架及敌机场之一切设备。日军大为震惊，防空敌酋被撤。”

    而毕业于黄埔军校高教班第八期的叶建军，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期间，曾搜集中国空军历次战斗情况。60多年后的2008年，一直妥善保管这些文件的叶建军整理了《八年抗战中国空军战况》长文，发表在当年9月的《黄埔》杂志上。文中这样描述这一战的结果：“当时停有30多架飞机，被炸毁10余架……4月11日、29日，我机再次轰炸运城，未发现日机停留，改炸机场和同蒲铁路火车站。”

    悲剧的发生总在不经意间到来。

    《万全县志》记载：“在返航途中，刘座机之发动机发生故障，首先冒烟，继之爆炸，刘跳伞降落深山，伤重死亡，以身殉职。”

    殉 情

    等我们收复失地、击退倭奴之后，那就是我们胜利荣归团聚之时。

    ——抗日空军烈士刘粹刚写给妻子的遗书

    1939年2月8日，成都。

    陈影凡仰望长空，默默为远征的丈夫祈祷，期盼他能够平安归来。

    这样的情景，出现在以刘福洪殉国为背景的、由周润发吴倩莲拍摄的经典广告中，也出现在抗日空战题材影片《烽火佳人》中。

    而在70多年前，这样的场景，更不断出现在饱受苦难的中华大地上。

    那些选择了空军将士作为自己终身伴侣的女性们，就是这样为在长空血战的丈夫、恋人默默祈祷，默默期盼。

    但是，这一次陈影凡没有等来返航的丈夫，等来的，只是丈夫殉国的噩耗。

    “就连我们家的长辈，都没有人见过三奶奶。”刘铭忠叹了口气。他只是听长辈告诉他，刘福洪的妻子陈影凡，出身于书香之家，父亲曾经是刘福洪的老师。两个人在日常接触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结成夫妻，后来生下一儿一女。

    但是，这场惨烈的战斗和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毁灭了这个家庭。刘福洪殉国三天后，噩耗传到成都，陷入巨大痛苦中的陈影凡，趁亲友一时疏忽，纵身一跃，跳入滚滚江中，以身殉情。

    陈影凡的深情和决绝，令人神伤。但实际上，在那场战争中，为爱殉情的，陈影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1938年4月29日，在震惊中外的武汉大空战中，第四大队二十三中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四架敌机后飞机中弹，最后关头，陈怀民驾机加大油门，撞向敌机，与敌同归于尽。他的女友王璐璐，从浙江千里奔丧，最后纵身一跃，跳入滔滔汉江。

    1941年8月11日，在成都双流爆发的空战中，第五大队飞行员黄荣发壮烈牺牲，他的妻子杨全芳，在参加完追悼会后，开枪自尽。

    还有更多人，在烈士爱国精神的鼓励下，或默默赡养烈士父母、抚养烈士遗孤，如狄志扬的妻子陈观涛；或兴办学校，专门收养、教育空军烈士遗孤，如刘粹刚烈士的妻子许希麟……

    “在那场战争中，女性身上爆发出来的坚韧、强大的力量，丝毫不亚于男性。”郭必强感叹。

    永 生

    和谐的生活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维护的。我们要以中外抗日航空烈士为楷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持久发展。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解说词

    2005年8月，万全县县志办。

    从县委党校退休后返聘，主持编写《万全县志》的吕鸿年，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写的信。信中按照吕鸿年的要求，回忆了万全籍地下党员孙石夫的革命历程。

    让吕鸿年意外的是，在来信的后半部分，李石英转述孙石夫曾多次对他讲过的刘福洪的事迹，称对此人“印象很深”，并郑重建议：“该人应按抗日烈士录在你们的志书里。”

    2011年，正式出版的《万全县志》收录了“刘福洪”条，共409字。

    实际上，在众多抗日空军英烈中，刘福洪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不说号称空军“战神”的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等赫赫有名的空军将士，即使与同为河北籍、年龄小几岁的周志开烈士相比，关于刘福洪的记载也少得可怜。

    记者先后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北京、南京、张家口、运城等地进行搜寻查证，在关于刘福洪的正式记载中，《万全县志》已经是最长的一条。

    原本应该有更多的资料。

    刘铭忠清楚记得，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院子里的马圈突然塌了。在家人清理马圈时，意外发现了一叠老照片。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张是一个年轻的军人，头戴飞行帽，身穿飞行服，站在一架飞机前。家里老人告诉他，那就是他的三爷爷，一位英雄，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

   “那么年轻，那么英气勃勃。”刘铭忠感叹。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在不久后就全部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是丢失了，还是销毁了。

    但从此之后，那个年轻英武的形象就牢牢扎根在刘铭忠的脑海中。

    “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三爷爷的资料，让更多人——包括我自己，了解他的事迹。”刘铭忠说，他2005年就在网上发布了寻找刘福洪事迹及其后人下落的帖文，虽然与网友的交流一直持续到今天，却始终没有确实的消息。

    但刘铭忠并没有特别失望——人们没有忘记刘福洪，也没有忘记在那场结束于70年前的战争中殉国的众多空军烈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1939年，刘福洪牺牲后被当时国民政府追授少校军衔，为了纪念他，重庆修建了一座“福洪庙”，并将一条街道命名为“福洪街”。

    1995年，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在南京落成，刘福洪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

    2009年，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落成，刘福洪的照片悬挂在第四展馆“缅怀先烈”部分众多烈士遗像之中。

    2015年，7月2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一片苍翠中，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如两柄利剑直插云霄，两侧，是22块黑色大理石碑，3304名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字、生卒年月，镌刻在石碑上，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刘福洪的名字，就刻在F碑上。

    两位从南昌特地赶到这里的大学生，凝望着纪念碑上那一个个名字，久久徘徊。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