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

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乱象横生。作为满清龙兴之地的东北亦是命途多舛，今人熟知的“闯关东”“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日俄战争”“九一八”等皆发生于此地。于此大背景下，为民族大义、为个人生计，或大或小、或忠或奸的各色人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一人，把大半生留在东北，有过短暂的辉煌，曾为东北抗联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但如今却湮没于历史记忆。他就是缔造中国国民救国军的“响马司令”——王德林。

自发抗俄 当上“响马司令”

王德林原名王林，1873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徐家洼子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后因家境贫苦给地主种过菜，打过短工。1895年，生活难以为继的王林，追随乡人加入闯关东的大军，在吉林张广才岭密山县当了一名林业工人。1899年，他越境到俄国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一家工厂当了工人。1个月后，回国加入修建中东路的筑路队伍。为人忠厚且略懂文墨的王林被推荐为领工，管理几十号人。利用这个合法身份，王林奔走于中东路东线的绥芬河、九站、台马沟、穆棱、横道河子等地，详查各地风土人情，了解沿线山形地势，广泛结交好友，其中就有后来与之相伴几十年的孔宪荣、吴义成、姚振山等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机入侵东北，热血沸腾的王林参加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忠义军，在台马沟一带组织工友伏击俄国军队，打响了其抗击沙俄的第一枪。为了保护队伍进而更好地打击俄军，王林把自己的队伍拉进中俄边境密林，活动在中东路沿线，出没于乌苏里江流域，专门截击俄国人火车、船队，以及绑架俄国富商及其家眷，一遇机会还袭击沙俄的护路队、哨所等。为赢得民众拥护，王林与部队约法三章：第一，中国人绝对不准扰害中国人；第二，对敌人只要他口服心服，不准妄加杀害；第三，爱护援助穷苦无告的人。1903年4月，面对帝国主义入侵和清廷的腐败，王林举起“排俄救国、被逼为寇”的大旗，落草为寇，上山当起了“响马”，开始了长达14年的“响马”生涯。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王林拉起队伍进入中东路沿线，扒铁路、割电线、截军车、烧哨所，使沙俄的铁路运输队常常中断。

辛亥革命后，日军为排挤沙俄在东北的势力，极力想找一批汉奸走狗，群众基础好、威望高的王林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成为其极力拉拢的对象。王林不仅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收买，还想尽办法搜集到日军在东北的阴谋，上报国民政府。在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规劝下，1917年，王林接受收编，出任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与其一起奋斗的孔宪荣、吴义成、姚振山等人则分任各连连长。孟恩远特别赞赏王林自发抗俄的义举，赞其“功惠于国，德泽在民”。由此，王林更名为王德林，表字惠民。王德林新的军旅生涯开始了。

组建救国军 举起抗日大旗

“九一八”事变时，正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吉林省的军政大权暂由参谋长熙恰代理。然而，熙恰却伙同吉林省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林陆军训练处参谋长郭恩霖等人向日军投降，并在日军扶植下建立了以熙恰为长官的伪吉林省政府，随后又以伪吉林省政府的名义通电全省，诱迫各地军政官员限期降日，吉林不少军队变节降敌。但是，驻吉林省境内的不少爱国官兵，毅然举起抗日大旗，王德林就是其中一位。

王德林对日军的侵略和熙恰等人的卖国行径强烈不满，在队伍中开始酝酿抗日。1931年12月7日，驻瓮声砬子的士兵开枪击毙擅入防地的日本铁路测量队员2名，王德林遭到顶头上司两次斥责，更促使其打定举义的决心。随后，日军企图利用移动王德林驻地而将其消灭，却未料王德林随机应变，进兵延吉小城子，不时派出干员打探敌情，秘密联络地方的爱国士绅筹议抗日大计，募集军饷，采办军火，还率领孔宪荣、姚振山等连级军官考察吉东一带的地形地势，侦查日伪的军事部署，做好一切应变准备，蓄势待发寻找时机打起抗日救国大旗。

拒绝了日伪诱惑、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在中共党员李延禄的动员下，1932年2月8日，王德林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孔宪荣为副总司令，李延禄为参谋长，吴义成为前方指挥。救国军提出“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的口号，这是东北各支义军中首次明确提出这一政治主张。部队的包容性，使许多共产党员进入救国军的队伍中，李延禄、周保中等还身居要职。在王德林的带领下，救国军英勇转战，捷报频频——2月，救国军连续进攻敦化、额穆、蛟河等城镇，收复了额穆和蛟河。3月，救国军转战宁安、东宁一带，在墙缝、松乙沟、高岭子、湖西等取得了镜泊湖连环战胜利。4月，救国军在延吉、汪清、额穆、敦化、和龙、宁安、东宁等地与日伪军频繁交战，不断地打击敌人。由农民自发组成的“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抗日队伍也前来投奔。短短数月，救国军队伍发展至万人，控制了宁安、东宁、汪清、穆棱、安图等十余县。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王德林以救国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国联，表明其否认伪满洲国、坚持抵抗的严正立场。在武装斗争中，救国军还与吉林自卫军进行了多次联合行动，参加了吉林和黑龙江义勇军进攻哈尔滨的战役。1932年7月初，两军又在穆棱县下城子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联合军。两军的联合，壮大了抗日声势。

1932年7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后因国民党的“剿共密电”蛊惑以及内讧，救国军陷于分裂的危险境地。经过王德林和李延禄的共同努力，避免了救国军的分裂，但却给日军提供了进攻契机。1932年12月，在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中，救国军遭受重创，自此一蹶不振，转入消极防御。“一?二八”后，日军调集重兵对付东北，马占山、李杜和苏炳文部等相继退出国境，李海青、冯占海等也相继退入关内，失去策应的王德林部控制范围日益缩小。面对救国军的困境，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支援。王德林不得不向全国报馆、团体、各阶层发出乞援通电，然而收效甚微，救国军陷入绝境，队伍分散。1933年1月，王德林与孔宪荣等人退入苏联境内。

王德林出走苏联后，吴义成任代理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将溃散在宁安、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整编为四路和一个游击军，由姚振山、柴世荣和李延禄等担任各路司令，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李延禄等领导下的抗日救国游击军，与密山抗日游击队结合，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柴世荣部与宁安工农义勇队结合，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史忠恒部后来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姚振山、孔宪荣夫人高俊凤等则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一直坚持到1937年。盛极一时的救国军宣告失败。

带病发余热 弥留不忘收复失地

王德林和孔宪荣等在进入苏联后，被安置在汤木斯克城。1933年4月，王德林转道波兰、德国、意大利回国，于5月5日到达香港，受到广东和港澳各界人士、新闻记者3000余人的热情欢迎。6月6日，他前往广州，受到军阀陈济棠欢迎，随后陈氏以支持王德林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成立西南后援会，在西南地区为东北抗日进行募捐。

王德林再次热血沸腾起来，他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宣传东北抗日，与中共东北抗日总会以及东北救国军余部保持联系，支持和指导抗日，并且将募捐的8000块现大洋通过共产党员陈翰章捐助给东北抗日前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任命王德林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光复军第二路指挥。肩负着新的使命，年过花甲的王德林为抗战的大计奔走呼号于江淮豫鲁等地，招募爱国青年，自筹枪马弹药，组建民众抗日武装。但长期奔波和心劳神悴销蚀了他的身体，1938年12月20日，王德林因病在老家去世，终年65岁。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家乡父老怀着无限的悲痛，将他安葬于沂水河畔。

延安中共中央得知王德林不幸病逝的消息后，于1939年2月4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题为《追悼东北义勇军领袖——王德林》的纪念文章，认为“丧失了这个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追认其为烈士。与其长期并肩战斗的李延禄在“九一八”28周年纪念日时，写下挽联以示怀念：“国难当头，同心协力，奋起抗击日寇气节凛然。山河依旧，万民腾欢，祖国建设辉煌英名永传。”

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坚持抗战达一年之久，消耗与牵制了日军兵力，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省及整个东北的进程，为吉林创建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救国军爱国将士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举起抗日救国大旗，振奋了民族精神，对吉林乃至于全国抗战都有很大的鼓舞。王德林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都倾注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之中，正如延安中共中央在纪念专文中所说：“王将军虽死，王将军保卫祖国及杀敌的精神却不死。”当然，更可贵的是，“他留在东北的旧部如李延禄、周保中、柴世荣等同志所领导的义勇军，都已参加或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现在正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与敌进行游击战争，配合我国内国军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