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钧

冉钧，原名高镒，化名浩然。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重庆工人运动的前驱和四川建党时期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4月1日，被军阀刘湘杀害于重庆，时年二十八岁。

　　冉钧烈士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一）

　　冉钧于1899年诞生于四川江津县福寿乡一个穷苦人家里。父亲冉德高，母况氏，全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1905年，冉德高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从此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冉钧的母亲况氏身上。

　　况氏如同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一样，具有慈祥、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当丈夫去世后，她从悲伤欲绝中清醒过来，立志不改嫁，决心含辛茹苦把儿女抚养成人。为了能活下去，她带着儿女们从乡下迁到江津县城内，以卖茶水和帮别人洗衣服为生。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社会里，况氏深感只有让儿子上学读书，将来才会有出头之日。于是，她想方设法进入江津手工丝厂做工，工休时帮他人洗衣，两个女儿在家卖茶水，以辛劳所得，供冉钧及其弟冉治权上学。

　　由于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冉钧认识到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他奋发努力，刻苦攻读，每期考试皆名列前茅。哪知好景不长，当冉钧刚从小学毕业，母亲便流着眼泪对他说；“儿啦!我已从丝厂失去工作。单靠卖茶水、洗衣服再也不能供你兄弟俩读书了!”冉钧理解妈妈的话，默默地同意了，但内心却十分难过。以后经亲戚的帮助和介绍，况氏又带着孩子于1913年来到重庆，到南岸罗家湾一丝厂做工。

　　二十世纪初叶的重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缩影。太阳旗、星条旗在王家沱日租界和英美领事馆里挂着；外轮和军舰横行长江；洋货充斥整个市场，不少民族资本家兴办的工厂、商店先后倒闭关门。况氏所在的工厂不久亦倒闭。她再次失业了。冉钧想继续读书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严酷的现实，在冉钧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穷人生活道路十分坎坷，人世间就这么不公平的烙印。

　　经人介绍，冉钧进入重庆米家街一家盐店当学徒，又因亲戚关系，让他半工半读。这样，冉钧读中学的愿望实现了。机不可失。他加倍努力，废寝忘食地学习，在盐店里干完打杂活后，就赶紧温课做作业。由于他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随着时间的流逝，袁世凯称帝垮台；张勋复辟失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等福音不断传到重庆。特别是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把科学、民主和思想解放的新风吹到了山城，使冉钧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此时，老同盟会员、曾经留法的革命教育家吴玉章，在四川倡导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地区，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及社会名流温少鹤、杨希仲、曾吉芝等筹集杂费，创办起“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百余人。学制一年。校址就在夫子池内。冉钧受当时盛行的“富国强兵”，“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的影响，加之自己又饱尝人间辛酸，目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蹂躏，便毅然前往报考，决心到法国去学习科学文化及民主政治，以便回国后救国救民。他被学校录取了。

　　（二）

　　1920年暑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学习期满，经学校进行毕业考试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合格者有冉钧等八十余人。同年8月，冉钧与戴坤忠、傅汝霖、江泽民、熊云章、邓希贤(小平)一道，乘“吉庆’轮由重庆起程，出三峡，过武汉，经七天七夜航行到达上海。短暂休整后，转乘法国“盎特莱蓬号”轮于9月11日启航。经香港，西贡，于中秋之日抵达新加坡。这批爱国青年，为了表达赤子之心，大家欢聚一堂，面向祖国，观赏明月，共度出国后中华民族的第一个传统佳节。之后，取道科伦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抵法国马赛。辗转近50天，才在1920年10月下旬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在巴黎小住两天之后，他即同傅汝霖、戴坤忠等二十多人一起，去果伦中学补习法语，主要练习会话，以便能在法国独立地工作和生活。

　　通过9个月的法语补习后，冉钧等所带经费均先后用完，没办法，只有同郭天枢等到巴黎寻找工作，挣钱度日。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枯竭，百业萧条，不少工厂关门，罢工风潮四起，加之停战后，部分法国士兵回到原有工作岗位，因而要想找个工作却十分困难。冉钧等费了很大力气，才进入时乃得工厂作散工，成天干抬木头、锯铁、打扫清洁等笨重活。有时还去酒馆，饭店和旅社洗碗、擦地板。后又同郭天枢等考入巴黎享罗汽车厂当技术工人，生活境况才有所好转。

　　饱尝过人间的饥饿和辛酸的冉钧，在工厂很快就和法国工人在情感上融洽起来。他亲眼看到战后法国工人的痛苦生活：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对他们十分同情。出国前，冉钧原以为法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一定很好，生活会很富裕。可是，无情的现实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便使他想起了“天下老鸦一般黑，穷人处处皆一样”的中国谚言。但这是为什么?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法国是巴黎公社的诞生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民主空气较为浓厚，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可以互相争鸣。诸如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激烈地斗争着。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刘伯坚，聂荣臻等，在旅欧学生和法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恩的著作，召开各种座谈会，研究革命理论，组织群众团体等。冉钧和傅汝霖等积极参加上述革命活动。通过学习和实践，冉钧的思想豁然开朗，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懂得了剥削制度是天下工农劳苦大众受穷受苦的根源，从而激起了投身革命斗争的强烈愿望。

　　在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冉钧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派一批党，团员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深造，冉钧是其中之一。他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亲眼见到了苏联人民与敌人作斗争的勇敢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毅力，看到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对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三)

　　1925年，冉钧遵循党的指示，肩负驱逐列强、振兴中华的重任，从苏联返回祖国。接着被派到四川重庆工作。

　　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四川同全国一样，掀起了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的热潮。冉钧一到重庆，就立即投入这一伟大洪流。

　　同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山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共青团重庆地委立即领导各阶层群众，成立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党派冉钧负责这一工作，领导重庆人民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和销毁仇货，禁止外轮停靠重庆港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通过上述活动，狠狠地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侵略势力，广泛地提高了山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接着，冉钧又积极参加创办重庆中法大学，整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以及筹建中共重庆地委等工作。他不空谈，不争功，踏踏实实地干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8月，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吴玉章回四川整理党务，统一思想，健全组织，以求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并办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代表的选举工作。这时，吴玉章已在北京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而也肩负着组建中共四川党组织的任务。

　　吴玉章回重庆后，从团结合作的愿望出发，首先将在渝的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并重新推选黄复生，朱叔痴、唐德安、邓懋修、郭云楼、张赤父、吴玉章等九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吴玉章任组织部长。省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冉钧和邓劼刚、张克勤等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省执委会一成立，其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就异常尖锐，冉钧等成为斗争中的左派先锋战士。

　　为了加速国民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吴玉章提议在重庆创办一所学校。起初，他找国民党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复生、朱叔痴等商量，遭到抵制。于是，他就同杨闇公、冉钧、杨伯恺、张克勤等商量，得到热情支持。冉钧等即着手筹集经费，选择校址，聘请教员等事宜。9月4日，中法大学在重庆大溪沟谭家花园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杨伯恺任训育，张克勤任事务，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兼任教员。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等附近各地的进步学生，听说要办中法大学，都纷纷前来报考，开学时就达二百多人。

　　在创办中法大学的同时，吴玉章又积极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由冉家巷迁到莲花池，加强日常党务工作，拟具各县，市党务计划，选派各县、市筹备人员。冉钧因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整日辛勤忙碌。他作为吴玉章的助手之一，同邓劼刚、张克勤等一道，工作搞得很出色，到l0月20日为止，各市、县已成立四百四十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八千余人。各县、市又按照规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0月29日公布结果：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邓懋修等七人当选。除黄复生外，其余都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这不仅挫败了右派破坏二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阴谋，而且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成员，消极抵制中央党部整理四川党务的指示。朱叔痴表示自己是同盟会员，不是国民党员，故不到会办公；谢宝珊等三人以省议员的身份，借机赴成都阴谋复活四川的省议会，陶闿士则潜心佛典，久不就职。这样一来，“执委会”的工作就落在秘书处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人的肩上。特别是当吴玉章等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无委员留渝，凡例行公事都由秘书处的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照章办理。

　　不料，待吴玉章、邓懋修两位负责人刚离渝去穗，国民党右派张赤父即从成都潜来重庆，与朱叔痴等人密谋，准备将省临时执委会机关搬往成都，以瓦解由吴玉章所主持的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省党务机构。11月25日，张赤父写信给邓劼刚，要他散发通知，订于28日召集省临时执委会成员和重庆市党部委员联系会议。邓与冉钧、张克勤研究后认为：这是背着吴玉章、邓懋修等领导人整垮左派省党部，建立以国民党右派为核心的省党部的严重阴谋，必须坚决抵制，不予办理发通知一事。次日，朱叔痴、张赤父到莲花池省党部，斥责办事人员不听从执委的意见，坚持28日必须开联系会议。会议结果，右派的意见占绝对优势。但邓劼刚、张克勤等拒绝签字。张赤父等又以势压人，一面将省党部搬至成都的意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面通告全省各级党部。同时，把执委会的文件印信送交成都。斗争十分激烈。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仲裁，于1926年元旦作出决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仍在重庆办公；日常事务仍由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负责办理，而使国民党右派的奸计再遭破灭。在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冉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持国共合作，为巩固党的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此期间：冉钧还同邓劼刚、刘成辉等一道，创办了《四川国民》，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唤起全国民众，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重大意义。冉钧夜以继日地撰写文章，编辑稿件，刻印发行，事无巨细，他都任劳任怨地干，是个勤奋的革命实干家。

　　在组建中共四川省委时，吴玉章、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周贡植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认真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选拔干部，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25年lo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在重庆成立。当时仅有党员二、三十人，领导机构比较简单，由书记杨闇公、组织冉钧、宣传吴玉章三人组成干事会（相当于后来的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

　　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后，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关于加强国共任凭，发展和扩大反帝反北洋军阀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指示；坚决同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因而四川的形势好，党的组织发展快，不少县、市先后建立起党的组织，并派出共产党员到各地组织国民党县、市左派党部。同时，对川军一些将领也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如何光烈部旅长秦汉三，江防军共隐部旅长黄慕颜，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第二十军杨森部师长向时俊，第二十一军刘湘旅长郭勋祺，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旅长陈书农等，都先后倾向革命。冉钧曾被我党派到向时俊部，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训班教官，开展党的军运工作。他大力宣传国民革命，讲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策动部队向左转，倒向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

　　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悍然炮击万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杨  公、冉钧、周贡植等立即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声援“万县惨案”的群众运动。重庆赓即成立了“‘九五’惨案国民雪耻纪念会”。抗议英国主义的暴行。冉钧等负责领导“雪耻纪念会”，于9月9日，在重庆夫子池召开了近六千人的市民大会，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英帝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主张。会后，举行了包括全市工、农、商、学各界三万余人的示威游行。

　　重庆是一个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较集中的大城市，历届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收买工贼，组织御用工会，笼络麻痹工人，以便于他们更多的压榨和统治重庆工人阶级。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很快建立起工人运动委员会，由程子健任书记，委员有刘远翔、曾俊杰。因冉钧搞党的组织工作，也积极参与工运的领导。

　　1926年，重庆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高涨，各行各业工人都先后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多达三百余人，工会会员达一万余人之多。这时，重庆的一切反动劣绅和土豪妄图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纠集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准备成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庆市工会。

　　为了粉碎劣绅、土豪的阴谋，党及时派出冉钧与程子健等一起，筹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重庆市总工会，以加强对山城工人运动的领导。经过发动群众，建立各行业基层工会，选拔干部等筹务工作，于1926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了重庆市总工会。由叶南奎、汪述平、程子健任正副委员长。大会向全国发出了“为谋自身解放，应时势要求，进谋民族解放，废除一切民族压迫，期促革命成功，俾国家政治经济各地位均得平等，起而组织工会”的宣言。次日，工会组织工人群众游行，庆祝重庆工人有了全市性统一的组织，大家纷纷表示：遵循工会宗旨，“从此努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山河易改，些志难移。”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后，重庆工人阶级更加有觉悟、有组织、有力量，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四天之后，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重庆开幕。冉钧与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刘愿庵、李嘉仲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并参与大会的组织领导和秘书处的工作。大会首先选出了组织审查委员会，冉钧、刘愿庵、李嘉仲等九人为委员。大会秘书处一设文版、议事、速记、庶务和印刷等股，负责会议各方面的工作。冉钧为议事股长，刘愿庵为文牍股长，任煜（白戈）为速记股长。整个会议由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冉钧、刘愿庵等日夜操劳，做各种具体工作，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会议历时十五天，听取了杨闇公的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的军事报告等；发表了由杨闇公、刘愿庵、陈宣三等起草的宣言；通过了惩治右派分子，加强对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斗争等多项正确提案。大会宣言发表后，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拥护，在全川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会议的成功，与杨闇公、冉钧、周贡植、邓劼刚等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长期艰苦地对国民党进步人士开展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

　　冉钧不但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而且生活简朴，情操高尚。他因年幼丧父，家中贫苦，眼看母亲终年奔波，为其全家生活而积劳，十分心痛。所以，他非常疼爱妈妈，在法勤工俭学时，常写信回家问候。回国后，曾将母亲接来重庆休息了一段时间，母子二人勤俭度日。他所得的微薄薪资，除维持最低生活外，一部分交给党做活动经费，办刊物、印文件。他曾多次写信给弟弟冉治权，嘱托其多照顾母亲，以便自己能将全部精力贡献给党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封信中说：“母亲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望。但一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不尔”…望弟好自为之。”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冉钧也是以革命工作为重。他的母亲与姐姐从成家立业、不断烟火的旧传统观念出发，曾多次劝他早日成亲，而且想尽方法，托人代为寻找个适合的女友。冉钧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不为所动，婉言劝解妈妈和姐姐说：“我年纪还不算很大，时候还早，弟弟有了儿子，我也就有后代了。”母亲见儿子执意不肯，也就不好再提及了。冉钧一心扑在为人民翻身解放的事业上，直到牺牲时，尚未结婚。

　　1927年初，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先后派心腹杨引之、戴弁等到四川，策动军阀破坏国共合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3月24口，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激起重庆各界人民的无比义愤。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决定：以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出面，召集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和市民，以及在渝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共数万人，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罪行。3月31日清晨，重庆各界群众先后到达打枪坝，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莲花池党部负责人杨闇公、冉钧、周贡植、李筱亭、程子健等，都提前进入会场。会前，冉钧、程子健发现会场秩序不好，察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混在群众队伍中捣乱，他们立即嘱咐工人纠察队队长张玉勤等，严密注意动向，  维持好场内秩序，使会议能够正常进行。

　　当漆南熏刚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砰砰”几响枪声，会场顿时乱起来。此时，军阀刘湘、王陵基、兰文彬等豢养、收买的打手们，听到信号便一齐掏出手枪、铁尺、木棒和钢刀，见人便打，逢人就杀。杨闇公和冉钧等在主席台上，不顾个人安危呼喊群众不要惊慌，就地卧倒。但会场秩序已失去控制。一些群众纷纷向会场外跑去。而各个路口已为反动派的机枪封锁。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枪击毙，有的遭人踩死，当场被捕者百余人，伤者无法计算。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险，急去江北县政府暂避，当日幸免于难。深夜，他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转移，销毁党的秘密文件，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嘉陵江回到莲花池住所。当时，有的同志劝他迅速转移，不要再回市内，以避免敌人的追捕。冉钧却解释说：“达三、树莠(漆南熏)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个人偷着活呢！”

　　4月1日九时许，冉钧和任煜（白戈)—道去刘成辉(团省委书记)家，准备找杨闇公研究“三·三一”惨案后的善后工作。途中，他们十分警惕，两人分开前行，相隔两丈多远。因冉钧曾负责“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和重庆市总工会的工作，常活动于群众之中，故敌人认识他，也非常恨他，当冉钧、任煜两人行至七星岗天主教堂附近，便被军阀刘湘、王陵基派出的便衣特务发现。刽子手们举枪射击，冉钧被击中，当场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冉钧烈士虽然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他那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全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奋勇前进。冉钧烈士永垂不朽!（邱富贵  张宣材 赵秀蓉  王斌）